中国茉莉花革命: 大赦国际:中国警察权限扩大 使秘密监禁合法化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3-09

大赦国际:中国警察权限扩大 使秘密监禁合法化


大赦国际在交给中国全国人大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中国不要将对嫌疑人的秘密监禁或“被迫失踪”合法化。
大赦国际在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赋予警察的权限过大,这将使得司空见惯的对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个人的秘密监禁或“被迫失踪”合法化。
大赦国际亚太维权部主任库马星期三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国当局通过扩大警察权限将秘密监禁合法化:
 “中国对嫌疑人实行秘密监禁或禁止其与外界接触的监禁已经有些日子了。当局有时对一些嫌疑人的下落不作任何说明,所以,这种现象也可称之为‘被失踪’。中国政府想作的,就是通过扩大警察的权限将秘密监禁合法化。”
227号,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媒体表示,人大已经删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本台也对这一消息做了及时报道。
北京律师王雅军表示,多个渠道证实人大已经删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这与大赦国际所说中国警察权限过大导致秘密监禁合法化并不矛盾;换句话说,有关嫌疑人被拘捕后24小时之内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条款虽被删除了,但是“被失踪”的情况仍会因警察权限的扩大而存在:
 “陈教授他是专家,也是参与草案制定的专家之一。我听说从多个渠道都是说失踪不通知的条款在草案中删除了。其它是不是扩充了警察的其他权力,看到草案不太清楚。也许不矛盾。”
王律师说,这两年,“被失踪”的嫌疑人多被关押在临时羁押场所,这个做法已经受到中国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实际上这一、二年就发生了很多这种情况。秘密失踪也好,或者监视居住,又不放在看守所里面,比如说放在培训基地里面。看守所是有些制约的,刑讯逼供这种情况很难发生。不是在看守所里,是在其他的临时羁押场所的话,这种刑讯逼供就很难避免了。有学者就提出来,既然他那么危险,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放在看守所呢?看守所条件好,有武警看着根本就跑不掉啊。”
北京律师程海表示,他也获悉刑事诉讼法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已被删除。程律师说,以前当局不通知被拘禁嫌疑人的家属,理由是“通知不到”;对此,他和其他法律界人士曾建议通过互联网发出通知: 
 “关于被失踪的问题,秘密羁押可以不通知,而且可以不在看守所羁押。监视居住,实际上是秘密羁押。这个条款上好像会被修改二稿里删除。通知的问题现在很多认为通知不到,他就不通知了。我们觉得如果送达不了,它现在有个通知,送到他的户籍地,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收到。现用应该迅速地公告收到。通过网络、报纸,特别是网络,上边一查就能查到。”
程海律师表示,这几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趋于规范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权利因之有所扩大,但是中国的问题通常是有法不依,比如说,法律条文并未赋予警察太大权力,但警察往往会滥用权力: 
 “刑诉法已经修改两次了吧。逐步地向国际规范上靠拢,逐步规范化,扩大辩护人和当事人的一些权力。公开吧,逐步限制警察的一些权力。”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警察的权力?中国警察权力存在不存在过大的问题? ” 
程海律师:“中国的警察权力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大的。但是中国警察的违法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不遵守。”
大赦国际的新闻稿说,中国的司法制度剥夺对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最基本的法律保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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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刑诉法修正案与秘密拘捕问题
RFI
听众朋友,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当局通过修改刑诉法来加强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这一修改案继续允许警方对异议人士进行秘密拘捕,对此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以及许多人权团体表示愤怒,他们指责当局把这种“强迫失踪”的 做法合法化。
维权律师高智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都曾遭遇“被失踪”。曾被软禁在家的活动人士胡佳称这个条款为“克格勃条例”。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表示,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情况下需要修改,新修刑事诉讼法草案纳入“尊重和保障人权”文字。王兆国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尊重和保障人权”已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他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刑事诉讼法与赋予和规制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权力、追诉犯罪、保障公民权利密切相关,有“小宪法”之称。
修正案中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引发关注人权的律师与社会公众的关注,他们视这一条款为当局立法将类似艾未未事件的“强制失踪”合法化。
王兆国称,修正案(草案)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修正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影制度。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但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同时,把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就秘密逮捕问题,艾未未向接受路透社指出,这反映出当局目前的心态,没有信心,心虚害怕。这是对司法制度以及对公民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路透社强调,艾未未本人去年就曾被秘密拘留81天。
另外,中央社报道说,中国修订刑事诉讼法,律师辩护权遭质疑。有香港记者询问,中国法律工作者关心,新修订的、被认为有进步的条款能否落实?担心执法人员违法行事,或像律师想见当事人却见不著,如何申诉?
而中国大陆律师还希望当事人受侦讯有在场权,而非事后才见得到当事人,但此次修法并未开放,原因为何?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郎胜指出,如当事人因案被监视居住,新条文规定执法单位要「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明确规定律师可以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防止执行过程中违法。
他说,新条文规定,律师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若遭执法机关违反法律规定阻挠律师行使权利,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以「保障律师能够顺利履行职责」。至于新条文为何未开放律师在当事人接受侦讯时在场,郎胜并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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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今三读 仍保留秘密拘捕条款


RFI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3月8日十一届中国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所做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王兆国称,该修正案草案符合国情和实际。但有意见以为,在某些方面,三读的版本在前两次审议的版本基础上有所进步,例如“人权条款”写入刑诉法、但有些规定甚至有所倒退。
    按照大会历程安排,在此后的4个“半天”内,各代表小组会议将审议刑诉法草案;14日上午,大会将表决并不出意外的话讲通过这一草案。
有意见以为,在某些方面,三读的版本在前两次审议的版本基础上,有所进步,例如“人权条款”写入刑诉法、采取强制措施通知家属例外情形的压缩等,但有些规定甚至有所倒退。
例如“死刑复核讯问被告人“应当”改“可以”,意味着法官无论讯问与否都将是合法的;一审审限遇特殊情况将“审而不限”,被告人可能被长期羁押于看守所;证人出庭条件修改意味着最终法院说了算,法院权力大大扩张。
刑事诉讼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分析,“最大的倒退是把讯问被告人由‘应当’变‘可以’是否讯问被告人的权力在法官手中,属于自由裁量。”
陈光中主张,“在死刑案件中,要设置一条底线,约束法官讯问被告人。被告人、辩护人对判处死刑有关联的重要事实和证据有异议,且提出申请的,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人命关天,绝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一个刑案一审被公诉至法院,最迟多久可以做出判决?
二读稿的刑诉法修正案中,一般审限规定为了二个月到三个月。而特殊审限,刑诉法则改为“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刑事诉讼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如果最终通过,将意味着刑案一审可能没有明确审限,使得被告人几乎无期限地被羁押于看守所,处于被追诉状态下而遭受巨大压力达几个月甚至几年;而这种明显不合乎情理的侵权的行为,都将是合法的,实际给了最高人民法院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证人出庭的问题争议更大。
对证人出庭问题,刑事诉讼法的表述明显倾向于司法机关:“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陈光中认为,“只有取得法院的认可,证人才能出庭作证,显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大为扩张,刚性的可操作性变成了柔性的可操作性。”如果这一条款最终通过,那么无论法院决定证人出庭与否,都将是合法的。这就容易导致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以多种理由,为其选择性传唤或者不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背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何兵教授呼吁,“刑诉法草案异地监视制度必须废除。要害在于:一,异地监视实质等于羁押,而不受逮捕拘留期限限制。二,这些异地羁押场所,不受看守所条例限制,将会失控。”
在他看来,异地监视居住实质是双规合法化和扩大化。双规仅针对党员,但异地监视居住针对国民。表面上只针对本地无居所的人,但实际上,“朝阳区公安可以将我关进黑牢,因为我居所在海淀。”
此次的刑诉法三审修订,对外界尤其是人权律师广泛批评的秘密拘留、监视居住、逮捕条款,即在公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可不通知家属的条款,做了一些改善和收缩。
例如,关于拘留、监视居住和逮捕,原草案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可不通知家属,被外界批评为专为打压政治异议人士而设置,被称为“艾未未条款”。
根据王兆国的说明,据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同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对此,网友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此规定一旦正式写入法条,“这下不是就可以更加合法地、赤裸裸地来对待那些所谓异己分子了?”此外,所谓危害国家安全,难以与一般性的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行为分开。
     律师袁裕来批评说,刑诉法草案:危害国家安全可“秘密拘捕”,采取强制措施,可不通知被拘捕人家属。如此,安全机关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介入任何事件,“现实中,不乏其例。”
     律师陈有西也认为,“秘密逮捕“条款,并没有完全取消,这意味着在中国,仍然会有一些公权力认为不适宜的案件,可以秘密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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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修正草案 或令强制失踪合法化
VOA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星期四(38日)开始讨论刑诉法修正草案。草案中对所谓“强制失踪”条例的修改引人关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批评草案或将秘密羁押异议人士的做法合法化,认为这项修法是个很大的退步。
当天上午,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开始听取和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人大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据中国“财新网”的报道,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在前两次审议稿的基础上又作出调整,除了写入“人权条款”、采取强制措施通知家属例外情形的压缩等条款背后,“侦查、检察、法院与辩护等各方权利的博弈仍旧突出,一些调整也引起了争议。”
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在两会召开前夕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了解到此次交由人大审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中,将删除所谓的“失踪条款”。
*严格限制“例外情形”*
根据38日中国官方媒体刊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刑诉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新的修订草案确实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
该说明说,“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修正案草案将所谓“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
*北京律师:两罪例外是退步*
几位知名北京律师在对美国之音谈及该草案有关“强制失踪”相关条款的更动时,认为新的条款反而是“退步”了。
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说:“在具体的条款上,事实上无论是羁押期也好,无论是涉及的案件也好,通知当事人的时间,这样具体的(范围和时间方面的)扩大,将来就会给公安、国保在具体办案当中更大的操作的空间了。”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则更为直接地指出,退步在于草案中有关监视居住和通知家属方面的表述。
*莫少平:执行监视居住应有“顺序”*
莫少平说,依照原来的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应先考虑在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只有在没有合法住所的情况下,才能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他说,新草案中的情况则有所变化。
莫少平说:“那么现在不是。现在等于只要是这两个罪,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恐怖行为犯罪,我就可以给你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第二,只要涉及这两个罪,我就可以有权不通知(他们的)亲属。”
莫少平说,这样一来,通常被当局以此类罪名拘捕的异议人士,便可合法被“强制失踪”。
他说:“结论是什么呢?像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像刘晓波,像高智晟,像胡佳等等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指定一个场所对你监视居住,我可以不通知你的亲属。这个实际上是和国际法中的‘强制失踪’条款是吻合的。”
*异议人士或被合法“强制失踪”*
莫少平律师说,如果上述条款得以通过,绝对是退步。
美国之音8日电话采访人大代表,来自黑龙江的律师迟夙生时,问及相关条款的表述和她的看法。迟夙生说还没有仔细看详细条文,但是表示“中间有很多变化,变来变去。”她不愿进一步就此置评。
根据人大议程安排,大会将于314日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