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余杰:中国处处皆秦城——读吴宏达《秦城监狱》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3-24

余杰:中国处处皆秦城——读吴宏达《秦城监狱》



苏俄时代,克格勃总部旁边有一个让人人都谈虎色变的地方,那就是克格勃直属的卢比扬卡监狱。该监狱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使用,在斯大林大清洗的年月,若干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关押于此,进去的人多半没能活着出来。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被关闭,后来被改为克格勃工作人员的食堂。
但是,长期以来,卢比扬卡监狱仍然被视为苏联极权制度最突出的象征。而在中国,有一座比卢比扬卡监狱的规模更加庞大、运作时间更加漫长的监狱,那就是秦城监狱。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出一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这是一个让中国知识分子羞愧的事实。
但是,让人欣喜的是,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写出了一本名为《秦城监狱:中国的政治监狱》的专著,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这个中共专制制度的活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一面哭墙尚不可得,但一块精细的马赛克已经镶嵌在墙上了。
中国乃至世界都再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像秦城监狱,关押过数不胜数的著名人物:从国民党高级战俘、抗战名将杜聿明,到中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组部部长饶漱石;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从作为该监狱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彭真与陈希同;
从著名的左翼文人胡风,到藏人的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中央委员鲍彤,到拒绝中央军委开枪命令的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将军长徐勤先;从“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的人作茧自缚、罪有应得,有的人光照黑暗、彪炳史册。
经过秦城生涯,有的人精神失常,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学”毕业生的名单,若一一罗列下来,比黄埔军校、北大清华还要多姿多彩,简直就是一部微缩版的当代中国历史。
列宁式的政党,苏联式的监狱
中共从国民党那里夺取天下,并不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实际上离不开苏联老大哥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援助。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斯大林,签署卖国条约,从苏联那里换取援助。其中,苏联第一批援建的有一百五十七个大型工矿、军事、交通等项目。当时,对外公布的是一百五十六项,双方有意掩盖的一项,就是秦城监狱。
中共从创立之初,便以列宁式的政党来打造。此后,中共对苏共亦步亦趋。既然是由列宁式的政党控制的政权,就要建立更加先进的、苏联式的监狱。中国近代的监狱和警政制度,始于清末袁世凯的直隶新政。袁世凯仿效日本设置新式的监狱管理部门,在民国得以延续。
与其他领域那些让人追忆的“民国范”一样,民国时代监狱中政治犯的待遇相对较好。比如,即便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这样的“钦犯”,在狱中亦能订阅外文书刊,从容地将囚牢当作“研究室”。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早年都坐过国民党的牢,对其管理之松懈深有体会。因此,在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迅速着手建立一套严格而冷酷的监狱制度,以此威慑乃至消灭潜在的反对派。
那么,什么样的监狱才能成为“铁桶的江山”的奠基石呢?有现成的“样板”可以“拿来”——那就是虚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秦城监狱从建筑图纸到管理制度,都由苏联人一手规划和传授。中共为一党之私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苏联对中国内政介入之深,俨然将中国当作殖民地。
其中,从苏联照搬而来的一个关键的监狱制度,就是“组织劳改队”。《秦城监狱》一书引述苏联专家法捷扬诺夫的话说:“一切劳改队之生产劳动与政治教育制度、表扬制度,都应当根据劳改政策来制定。”由此,“劳改”成为中国监狱制度的核心。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中共几经嬗变,放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改以十分光鲜的混合市场经济,其面目在普通民众和外国人眼中日渐模糊。然而,秦城监狱还在,就足以说明中共列宁式独裁政党的本质没有改变。
正如《金融时报》记者马德利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北京仍然维持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政权许多该有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铲除或阉割了政治对手,废止了司法和新闻自主权,限制宗教和民间社团活动,抹黑不同调的国家定位说法,中央集权,建立无孔不入的安全检查网,将反动分子打入劳改营。”瓶子是旧的,里面装的酒也是旧的。
请君入瓮:谁能脱离绞肉机?
《秦城监狱》一书,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其中若干人物的身份和遭遇如过山车般起伏变化,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便是擅长写作魔幻故事的《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亦难以写出如此荒谬而怪诞的情节。这本书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究之作,而如同一本兼具魔幻、悬疑、侦探等特质的小说般引人入胜。
我不禁设想,倘若法国思想家福柯还在世,读到这本书中的材料,其“监禁与规训”的理论将会更加丰富与深邃。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读者,与其去读那些漏洞百出的盗墓和穿越题材的小说,还不如读这本《秦城监狱》,因为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仍然栖息在人们身边——它离天安门广场仅仅一百多公里。
中共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王立军事件之后,有人研究中共历任公安部部长的生平,发现绝大多数都死于非命。或许,《秦城监狱》再版时可以补充一个章节:其历届监狱长的生死荣辱。如果说秦城监狱是“中国的古拉格”的缩影,那么冯基平就是秦城的枢纽所在。
冯基平是罗瑞卿的得力助手,中共建政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秦城监狱的修建项目便由他具体负责。“文革”当中,冯未经审判便被关押在这所自己修建的监狱中长达十年时间。
同囚者因吃不饱,埋怨冯当初将伙食标准定得太低。冯尴尬地解释说,当初没有想过犯人要吃饱这个问题,现在十分后悔,如果标准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饱肚子。冯在狱中长达四年半时间被加上脚镣手铐,并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注射。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共给冯基平平反。地点就在当年宣布逮捕他的首都体育馆。而宣布平反的,竟然还是当年在大会上宣布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此种戏剧性,恐怕连莎士比亚也要瞠目结舌。在遭受诸多惨无人道的虐待后,冯基平并未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更没有致力于改变中共之苛政。相反,他疯狂报复那些对自己施加迫害的人员。
一九七七年,冯基平奉彭真、罗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统“沾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和审讯员,对其中的十七人内部审讯后秘密枪决,并向他们的家属宣布为“因公殉职”。
冯基平是绞肉机上一颗忠诚的螺丝钉,但忠诚并未让他幸免于难。同样的剧本还在继续:江泽民时代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胡锦涛时代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都在重复冯基平的人生轨迹。操作绞肉机者,最终被绞肉机粉身碎骨,并成为绞肉机新的动力,这就是中共体制最邪恶之处。
余英时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监狱在中国极权体制中是一个发挥着世纪作用的独特机构。最确当地说,它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却隐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个重大的关键,可以引导我们去真正认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只要秦城监狱存在,就表明胡温与毛周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告别秦城监狱,才有民主中国
秦城监狱未必比中国其他的监狱更加糟糕,许多普通囚犯甚至以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而自豪。总体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监狱尚能获得某种程度的优待。比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很少谈及那段经历。他说,比起许多在地方监狱中关押的、饱受折磨的囚犯来,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
既然中共的司法制度靠“人治”维系,监狱管理的宽严便完全凭上级的好恶确定。《秦城监狱》一书介绍了若干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中共高官的遭遇,其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曾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便是这座活地狱中的亡魂。
《秦城监狱》中的描述,可以跟《邱会作回忆录》中的若干细节相互参照。林彪集团成员、原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在秦城监狱时,王洪文告诉他,专案组对其施加各种酷刑,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王洪文说,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
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写道,有一次,他亲眼看到王洪文因身体衰弱摔倒在地,狱卒仍然不许旁人前去搀扶。几分钟后,王洪文才挣扎着站起来,已是血流满面。
在“文革”后期火箭式窜升的王洪文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邱会作描述的王洪文的惨状,仍然让常人顿生恻隐之心。一个不能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的制度,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权。
毛泽东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残酷斗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发动政变掌握权力的“老近卫军”的代表邓小平则动用司法系统加倍报复王洪文等人,毛与邓的手段同样卑劣、同样下流。
邓小平可以对王洪文不择手段,当然也会下令军队对学生开枪。倘若《秦城监狱》一书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出版,当时的大学生看到此细节,就不会对中共心存幻想,最终无辜丧生了。
吴宏达是研究中国的劳改和监狱制度的权威,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监狱是一个国家制度的缩影,它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状和文明程度。秦城监狱犹如一面硕大的镜子,照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六十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秦城监狱同时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集权制度下点点滴滴的历史。告诉人们这段真实的历史,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这段历史,远离集权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是为了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确实,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让更多同胞放弃对中共之幻想,起而捍卫自由与人权,因为只有告别秦城监狱,才有未来之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