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5

中国“新时代”社会运动或正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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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有一个普遍共识,即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被激活,相对剥夺感加强,这个时候,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抗争将会出现。10月,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仅仅一月后,北京发生的两起事件──以清理群租房等违建房屋为重点的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和红黄蓝幼儿园被指控虐童──所激起的舆论反响与抗议活动,或将拉开中国社会运动的序幕或前奏。

北京东南部一栋公寓楼的居民只得到了48个小时来撤离,他们成群地走向地方政府办公楼,要求得到房租的赔偿。

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在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在100年前进入近代化后,社会运动不断出现,著名的有五四运动、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文革和“六四”等。1989年“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以维权和揭示真相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事件。这些群体事件的主角一般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或其他的弱势群体,抗争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还原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始有律师介入社会抗争。但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特别是18大以后随着官方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709”律师群体的抓捕,社会抗争进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呈递减趋势。

1989年后,虽然群体事件和维权抗争不断,但始终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抗争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别是基层。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两年老兵群体为优抚安置问题进京上访或许是两个例外,它们波及全国,有主张有组织,但是它们的目标还是争取宗教或经济权利(法轮功后来涉及政治权利),也未获社会主流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关注与支持。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学校倒塌、温州动车事故、天津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幼儿园袭击、邓玉娇事件等,虽说在舆论上引起全国网民关注,民情汹涌,但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

与之前发生的这些事件不同的是,北京新近出现的这两起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清理强拆外地民工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公寓楼、工厂等郊外地带,从性质上看更严重。首先,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尽管它肇始于“11.18”大兴大火,有一定偶然性,但清理外来人口,把人口控制在一定规模则是北京市政府的人口治理目标。以前有些事件也是由政府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但少有像北京一样,是由这个城市的最高行政机构部署,而首都的特殊地位又会进一步放大其效应。其次,尤为恶劣的是,为给政府清理行为赋予合法性,一些地方将被清理对象的外来人口,冠之以“低端人口”,这就给社会一种印象,政府从身份上公然歧视“外来人”,从而使人联想到“种族主义”,这是它导致舆论哗然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有鉴于此,在遭受舆论讨伐后,北京并没有作出让步,停止强拆行为,而以往的政府行为事件,在舆论压力下,至少表面上要让步。至于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教育当局也负有监管不力之责任,特别是警方的调查说明,让舆论更加不满。

来源:纽约时报 /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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