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3

刘晓波死后 我要做华涌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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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日,因为拍摄北京「低端人口」遭驱逐的视屏,艺术家华涌在天津朋友家被抓捕。在员警破门而入前,他为女儿录制了一段庆祝生日的视频,并在网路公开。一时间,舆论哗然。18日,被带回北京的华涌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获释。

  
对这一事件的始末,我从以下几个角度,提供我的分析和感触:

谎言和暴力 是国家的根基

「如果说真话都变成英雄了,中国得多可怕啊?」被释放后的华涌在饭桌上忿忿不平。对此,我想指出的是,谎言和暴力,恰恰是这部国家机器,赖以维系和运转的必要因素。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汉娜.鄂兰曾这样写道: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完全是新的。他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一个虚构的中心,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

而伊凡.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中,也如此描述:

极权主义制度仅仅知道做出一种反应,它运用暴力反对那些不满者在其最终的演变中,极权主义制度以其遍布社会可以调遣的服从的奴隶而著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味地追问「记录真相何罪之有」就显得有些幼稚了,这就好比追问绑匪「被绑架的人有什么罪过」一样的。试图通过这种对话向他们晓谕大义,只能是痴人说梦了。因为你所动摇的,正是他们的生存根基和生存方式。

华涌被释放 舆论没有胜利

华涌被刑事拘留后,数日之内旋即被释放,在一些人和媒体看来,这属于民意和舆论的胜利。而我认为,华涌事件,二者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若说成胜利,显然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刘晓波去世前要求出国治疗,国际舆论压力排山倒海,然而结果呢?他的妻子刘霞现在仍旧与世隔绝。究其原因,是华涌的「价值程度「还不够高,否则舆论也会失效;而人,总是不会彻底绝望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经常制造虚幻的希望,一些事被当做「转折」和「胜利」,一些人被视为「救命稻草」。只见秋毫之末,却不见舆薪,对于时局没有产生一个总领的认知,乃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异见者的价值程度

那么,在中国,如何划分一个异见者的价值程度呢?就我观察,对于异见者,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低价值目标。此类人在现实中并无行动力,更谈不上形成组织,多数时间都在网路世界无意义地宣泄情绪,乃至自娱自乐。翻墙的线民是典型代表。这一类人数量多、分布广,对于维稳开支甚钜的当局而言,没有过多精力与每一个人纠缠。只需提防当中具备较强名望和传播能力的意见领袖,在适当时候予以抓捕,杀鸡儆猴,散播恐惧的气氛足矣。

第二类:中价值目标。这类人由于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现实中也有行动,但尚未触及党国的红线:动员群众、建立组织、海内外结合。华涌是最近的一位代表,倘若他的行动不是拍摄视频而是对「低端人口」进行动员组织,恐怕结局会大相径庭,也不会有所谓舆论胜利一说了。

对于传播管道严加封锁,此类异见者就构不成本质性的威胁,因此对他们的拘留甚至判刑并不是必要的。且舆论的指责,还会惹得自己一身骚。不过,这些人周边,只怕都有「很长很长的望远镜」,一言一行,无不被监测记录。随着大陆极权加剧,他们被「秋后算帐」,一网打尽,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三类:高价值目标。这类人要么触犯红线,表现出很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要么在国内国际都享有广泛的声望,是异见人士的标志;要么握有对党国极为不利的情报资料。等待此类人的,基本是牢狱之灾,如刘晓波、李明哲、江天勇等。对于他们,任何舆论鼓噪,都是杯水车薪。

做华涌的同路人

据说,东欧的民主运动中,很多人先后离去,或者被送到精神病院。他们中有一句话:

在生者和死者之间,有一个道德契约,活着的人有义务把死者的事完成。

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说:

如果我不研究核子物理,还会有别人去研究;但如果我不大声出来说话,可能就没人会说了。所以我的主要职业不是核子物理,而是和世界大声说话。

如果华涌事件发生在几年前,还在念大学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敬仰,以看客的视角,将华涌想像成一个高大而陌生的英雄模样。极权施加的恐惧如蛆附骨,面对落实到行动的抗争,多数人没有勇气去回应,选择领一张旁观者的身份证。

而我,在目睹刘晓波的死亡后,再也不愿被无力感所吞噬。当我转换成一位参与者,一位同路人,那些高大的抗争者形象,都变成了平凡而单纯的傻子。或许,在每个时代,总是不缺这样的傻子。强权的车轮轧轧碾过他们的躯体,一代逝去,一代再起。

「爸爸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你们这代人,不要再经历爸爸和爷爷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在视频中,华涌告诉女儿,「爸爸想要我们国家好起来,应该公正、公平、民主、言论自由。」

那也是我,毕生的梦想。我用我的方式行动,履行那古老的契约。当然,也要承担和华涌他们一样的风险。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啊。无论这时代的黑暗,有多厚,有多深。

来源:上报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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