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7

大限已至!昨天,这群人已全部搬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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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火,像是老天爷提示我,该回去了。”


这大概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

红黄蓝变成了最可怕的颜色,高价找的幼儿园孩子被针扎,甚至被猥亵,另一边,北京大兴的火灾后,死难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活下来的人站在寒风中拎着蛇皮袋流离失所,在消除隐患的美好初衷下,成群结队的成为无家可归的蚂蚁。

这次失火的地点是北京西红门“聚福缘”公寓,这个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名字,并没有给住在里面的北漂带来什么福气和缘分,唯独把“聚”这个字诠释的淋漓尽致,长80米的公寓里,挤着400多人,夜深人静时,能听到隔壁的打呼声,左右邻居换着打那种。

火灾当晚,北京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逃出来的人在混乱中找不到住处,几个人挤在路旁的面包车里关紧车窗待了一整夜,一家馒头店,也挤着七八个租户取暖,可一场大火仅仅是个开始,事情还在不断的发酵,两天之后,这里迅速开始了一场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居住在那一带的“外来人口”被要求马上离开租住的公寓,“违建”的厂房、公寓也被拆除。


24号是截止期,为什么是这天?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再等一天就是这19个死者的“头七”,这其中,还有8个孩子。

措手不及中,人们已经顾不上刚刚发生的火灾,这场上万人大迁徙急迫到从夜里就开始进行,人们告别着,更多时候,什么都不说,只是机械的往外搬东西,最近的,去大红门,最远的,要到1000公里之外的江苏常熟。

“都习惯了,几年前大红门那场大火后也是这样,现在好多了,就是给的时间太短。”从听到这句话开始,我才真的切实感到慌张。

正在拆迁的大红门地区

失控的北京和赶不走的外地人

北京一直是一座有计划的城市──每年有若干户口指标,这是它想留下的人,其他的,都是“不在计划内”的人群。

2005年起,北京就开始制定人口控制政策,早早就定下了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结果,还是没有止住涌进北京的那些带着梦想的脚步,2009年北京市有1860万人,提前11年突破了规划目标。

慢慢的,限制似乎变成了清理。2016年初,全市16区县的主要负责人,全都签了人口控制指标责任书。“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之内、并将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15%”──这是他们截至2020年前必须达到的目标。为此,北京将这一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个区县,倒推出每年每个区县需要减少的人数。这两年,北京每个区县政府领导最大的工作压力,不是写出漂亮的GDP数字,而是怎样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辖区的人民减得少点、更少点。

几年前,西红门往北的大红门有过一次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整顿地方因为挤满了来北京做服装贸易生意的浙江人,被人们戏称为 “浙江村”,最高峰那会儿,浙江村的本地人只有七千来人,而外来人口却高达10万。


清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1。未办暂住证的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各类工商执照,不再更换;踏三轮车的,一律没收并加处罚。温州人建的温州人住的几十个大院要一律拆毁,与各村签订协议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

总之就是要尽一切措施,拆除“浙江村”,至少要有七八万温州人会被清理出京。为什么要清走他们,在当时听到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经济贡献。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阴渠是城市的良心”,地下室是这些外地人来京的第一个住处。而为了实现控制人口这个目标,不出意外的,政府从地下室中清退了12万的散住人员,这些人,又被赶到城边的村庄。而村庄却在要求下,用各种方式继续驱赶外地人,他们于是搬到工业区,和机器、厂房混住一栋楼。

为了再把他们赶走,工业区停止地暖供应,人们只好自采暖、烧煤炉。人们拖家带口,聚集到这些劣质的公寓,还要庆幸周边有没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

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点一点,被压缩到那些和你杳无交集的城市最边缘。 

这些“低端人口”在寒风中还在拼力保障城市的邮路畅通

不断上调的红线和被折叠的城市

被压缩的不只有他们,一条一条残酷的红线似乎波及了每一个踏进北京的外地人。

“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原因和好多人一样。我有小孩儿,没有户口。”

“即使有钱,能上四五千一个月的幼儿园,能交得起二三十万的上小学赞助费,可即使再有钱,也实在搞不定初中高中的回原籍考试。在习惯了北京的素质教育后,回去跟以考分为标准的孩子PK,难道要找死吗?”

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的第二天,我那个已经在北京漂了七年的朋友终于漂不动了。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就明确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减少城市人口”的城市。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标准,户籍,房子,职业,资格证......可到今天为止,所有尝试过的人口调控方法从未成功。

北京城乡接合部拆迁现场执勤的警察

上周我拖着行李搬到大兴,搬家,似乎是帝都生活法(电视剧)则,从北边的天通苑、回龙观,搬到东边的燕郊,就是搬不进五环。在地铁上,偶然听俩北京大妈聊天,A大妈说,今天这么挤,早知道就在二环住了。B大妈,您家几套房?A大妈轻描淡写,二环一套,五环三套,来回跑烦死了。B大妈,嘿!真行,我家才两套。

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早已折叠的城市,穷也分三六九等,而被打上标签的“低端劳动力”就是很多人眼中最下面的那等。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特征:外地人、出身农村,做点小生意或者打工,赚钱是最主要的目标,享受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奢侈。


他们是在服装厂起早贪黑加班挣钱给孩子交学费的母亲,是夜半在都市为人代驾的司机,是带着妻儿落脚于此的快递员,是帮忙照顾孙辈的祖父母,是“背井离乡辛辛苦苦打拼的人”。

他们租住进一月房租600元的“三合一”违规建筑中,压力与动力都来自农村务农的父母和在老家上一年级的孩子。

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影响力,也无法喊出要在这座城市平等居住的口号。媒体似乎更关注那些油腻的中年男人,更关注有多少万人在北京假装生活,媒体对这些挣扎最底层的人失去了兴趣。

好听一点的叫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外来”意味着不被认同,刺耳的叫他们 “低端劳动力”,“低端”意味着将被驱逐。 

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

是转折还是悲剧?

但真正“杀死”那些“低端劳动力”的,是这一次次的清退吗?

当人们满怀梦想地来到这座城市,却并没有倒逼它在规划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在工作多年后,一旦不能达到这座城市的红线,就有被行政驱赶的可能。这或许是北京在清退人口的过程中,受到空前现实阻碍和舆论压力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低端劳动力”的境遇更可怕,除了不断逼死他们的红线,他们拿到的还有和所付出的劳动力远远不相称的报酬,他们的待遇让他们除了租金低廉的公寓别无选择。而聚福缘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公寓的一个缩影,低廉的租金,可到处都是安全隐患。

他们,别无选择。

也许这篇文章最后也会跟许许多多的文章一样,消失在庞大的数据中。创哥真正在期待的也许是一次倒逼,底层劳动者走了不代表这些行业就消失了,这就是每个大城市都必须存在的生态链,哪里会有凭空存在的“高端城市”“高端产业”和“高端人口”?

但愿等到春天,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必再为违章建筑里一不小心的火灾而担惊受怕,他们必须住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必须配得上他所提供的服务。

一纸冷酷的行政命令,倒逼市场提高从业者的待遇,也许这是这个寒冬孕育的唯一春意。

但也许,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来源: 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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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匿名 说...

低端人口们,咱们一起落草为寇去吧!云南、广西两省和藏南地区,以及相邻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印度东部,都是山深林密,可以找到落草的地方的。这一带的气候温暖湿润,搭建山寨和寻找水源也比较方便。房子这么贵,咱们低端人口又买不起,趁早去落草为寇,自己占山为王,搭建山寨居住。在山寨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把分钱,不用打工、不用辛苦、不用受资本家的剥削,想住什么房子就盖什么房子,也不用在城市花高价钱租群租房受苦受罪了。缅甸北部、孟加拉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地区、云南广西边境地区,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买不起房无家可归、赚不到钱四处逃命的穷人,来此避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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