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9

一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习近平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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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25日,中共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相继闭幕,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

十九大后,在列宁主义加一人皇权这样的组合外,又增加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维度,习近平的「新时代」,其实是属于他的新王朝

结果表明,习近平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权力,更打破诸多惯例,构建出具有压倒优势的权力基础,从今以后,习近平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标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个人集权,习的新王朝才刚刚问世。

习近平用反腐迅速集权

习近平何以能够迅速集权?一言以蔽之:反腐。有论者如裴敏欣以为,通过反腐,习近平「抓住了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人们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员腐败,要求整治,是一个共同需求」, 似乎,习近平是通过民众的支持才迅速集权的;但是,这一说法忽略中国并没有自由的舆论,更没有选票的存在。通过反腐走向个人集权的机制,不可能是民众的支持。

反腐通向个人集权的机制,不是正面的支持,而是负面的恐惧,制造恐惧驯化乃至阉化官员,造成各级官员普遍的噤若寒蝉,这才是习近平的集权之路。

这条路之所以能够迅速起效,也离不开以下两个基础条件的支持。

首先,反腐获得了红二代等掌握强力部门的群体的支持。大面积贪腐的本质是权力的部门化乃至私人化,甚至利益均沾,这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对所有权人当期利益的攫取,对于以党国天下所有权人自居的红二代等群体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

其二,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体制内官员大面积贪腐,经历江、胡时代的积累,可以说无官不贪,在此情况之下,「人人屁股上有屎」,高调反腐,可以做到立竿见影,体制内人人自危之下,习的权威自然扶摇直上,权力随之迅速集中。


习近平复活皇权体制

有红二代的支持和无官不贪的有利基础条件,高调反腐也还需要技术手段的配合,对此,习近平是通过与王岐山的政治结盟,启动近乎沉寂的纪委体制来实现的。

在一开始,纪委并不直接归属最高权力的支配。1980年代设立纪委,在邓小平眼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废除干部终身制、安置老旧的党务官僚,同时通过这一貌似尊崇的设置,将陈云排挤出具体事务;反之,陈云一派也将纪委作为其战斗堡垒进行权力斗争乃至路线斗争,如通过福建晋江假药案打击当时的改革派大将项南,进而达到打击胡耀邦和改革路线的政治目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鼓励各级官员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允许其「变偷为抢」,大面积贪腐随之出现,而反腐则被看成只能说说,不能真做的事情,在此情况下,纪委被置于各级党委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权力受到有意的约束,更多只是各级党委用于「拍苍蝇」的工具。

因此,习近平作为法统的最高权力者,启动近乎沉寂的纪委体制,并将之作为集权的主要手段,出乎几乎所有人意料。在这件事情上,他与王岐山的早年交情提供了某种政治信任的基础,但总体来说,其实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藩篱:独立于既有的官僚体制、直属于最高权力者、具有近乎不受约束的治官权,这样的制度设置,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近似的,莫过于由朱元璋创设并由其后人发扬光大的东厂、西厂及锦衣卫太监体系了,中国民间话语不约而同地称呼王岐山为「厂公」,正是对这两者相似性的直觉反应。

因此,习近平的反腐集权举措,并没有对现行体制做出结构性的调整,而是在现有官僚机构的主体之外,启动并打造了一个直属于自己的超级执行机构,并通过这一机构的强势反腐,震慑官僚体系,驯化阉化官员,从而顺利集权。在很大程度上,习近平通过反腐的个人集权之路,更像是传统皇权的复活之路。

确立自己树立新规的地位

习近平王朝的浮现 自中共十八大上台以来,通过持续的反腐运动,习近平个人集权程度空前,被公认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不过,作为非民选的列宁式政党,中共权力运行从来不受外部压力的约束,能够约束中共最高权力的,一是党内惯例,一是派系,人们一度怀疑,习近平是否具有超越这两个约束的能力,而从现有结果来看,习近平在十九大打破了隔代指定等惯例的束缚,并配置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权力基础,终结了派系政治,正式开创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首先,习近平打破了指定接班人等制度惯例,确立了自己树立新规的地位。
作为权力自我授予的列宁式政党,同时又缺乏王朝国家血缘继承的生理学基础,党国体制的权力继承问题,从来就是其阿基里斯之钟。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两次比较大的危机,均与权力继承问题有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是为了打倒其公认的接班人刘少奇;1989年六四屠杀,起因是在1987年,因为亲自由化,邓小平废除了自己公认的接班人胡耀邦,19894月,胡耀邦逝世,随即引爆了学生运动。而在权力继承问题的阴影下,邓小平与另一名接班人赵紫阳之间也产生了不信任,这促发了学潮的进一步升级,直到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的发生。

也因此,自中共建政以来,皆有接班人的设立,以应对此一重大问题。1989年事件更刺激了邓小平创设隔代指定继承人制度,旨在消弭继承过程的不确定,降低出现类似文革或六四式危机的几率。

由于权力继承问题的重大,制度化已成为中共党内基本共识,而隔代指定继承人制度历经20多年,经历了两次权力交接,也已经成为了有效的制度惯例,在十九大正式召开之前,普遍的分析或预测都是「谁将成为接班人」,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习近平会不设立接班人,从而彻底推翻此前有效的重中之中的接班制度惯例。

这表明,自邓小平以来的种种制度惯例,对于习近平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而不设立接班人,习近平不仅开启了自己延长任期乃至终身执政的可能性,更显示未来继承人必然由自己独断指定。

其次,习近平建立了绝对优势的权力基础。

中共是由外部力量推动建立的列宁式政党,从一开始,权力就如同传销,自上而下地派生,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并不具有授权的含义。然而,在中共内部运行中,同级多数仍是基本的解决分歧的机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因此,要牢固掌握中共党权并顺畅运转,党魁除了需要掌握军权作为后盾之外,在常规运作中,仍需要配置足够的多数票。

自大八大以来,对习近平权力前景最大的质疑,就在于其缺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由于在十八届政治局中,仅有栗战书一人被视为其同盟,在中共一般不得越级升迁的潜规则面前,人们怀疑普遍怀疑,习近平能否在十九大上克服这一不利局面,摆脱派系的掣肘。

以目前结果,习近平确实没有能够在常委层面获得形式上的绝对多数,只是通过收编赵乐际形成了相对的多数。但是,研究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却可以发现,习近平已经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局绝对多数:25名政治局委员中,丁薛祥、刘鹤、李希、李强、杨晓渡、陈希、陈敏尔、黄坤明、蔡奇等人,都曾在不同时段与习近平有过共事经历或作为其下属,加上作为政治同盟的栗战书和赵乐际,具有高度渊源的张又侠,和被其信任的许其亮,习近平在政治局内至少拥有14票,形成了毋庸置疑的绝对多数。此外如郭声琨、王沪甯、孙春兰等人,或有其他派系色彩,但在习近平手下工作多年,若无绝对恭顺的表现,此次断无可能被继续提拔。

拥有政治局的绝对多数,常委会的相对多数也就具有了绝对意义,凡事若有相持不决乃至异议争端,扩大到政治局即可。反之,有见于这一前景,也无人敢于在常委会上与之相争。因此,此前人们对习近平权力前景的最后质疑,也已随之烟消云散。

列宁主义加一人皇权

如今,习近平已经可以废除重中之重的接班惯例,已经没有什么惯例可以再约束他。拥有政治局绝对多数,所谓的派系也随之无足轻重,说习近平具有了无人可以制约的绝对权力,堪比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这一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回顾过往的五年,习近平启动纪委,反腐集权,同时全力压制社会,逐步形成了无论体制内外只有一个声音的局面,尤为重要的是,掌控直属于自己的超级执行机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传统皇权,这样的权力获取手段和权力地位,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化改变的可能,恰恰相反的是,它指向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说列宁主义加一人皇权这样的组合,在已经无孔不入的党国体制之上,又增加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维度,习近平的「新时代」,其实是属于他的新王朝。


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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