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3

六四亲历者:我经历的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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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六四,整整几代人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绝食抗议者,高举火炬的民主女神像,人民大会堂外请愿的下跪学生,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车队的王维林 但是,除了这些集体记忆之外,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特的记忆片段。这些记忆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远抹不去的深深刻痕。您有关六四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


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青先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
李恒青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北京63号的夜空中,子弹就像漫天流星一般地划过,像节庆时节的焰火。我的学友、清华化工系84级的段昌隆同学就是六四凌晨在西单路口附近遇害的。 六四之前我们对镇压没有预感,虽然预计领头人可能会坐牢,但真没想到政府使用坦克和机关枪来镇压,当时的心情是—就想死在那里。
李恒青表示,自己作为学生领袖之一,撤出广场之后一度躲到东北,获得很多素不相识者的帮助。最后在7月底不得不经由天津回北京时,看到天津站站台上和外面布满戒严部队,一片肃杀。回到北京躲藏一个月后,前往长安街六部口看弹孔,看到每隔大概20米便有一个戒严部队持枪战士;他被捕后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年;当时秦城有整个一栋楼关押着200多学生,都是六四同案犯,其中多数后来获得释放,十多人被判刑。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被捕,但由于国际高度关注,中共对他们的惩罚还相对克制,相比之下市民受到更残暴的对待。很多市民因为堵军车、扔燃烧瓶等被判死刑,甚至现在还有人在牢里。普通市民的遭遇没有人记录。
李恒青说,自己从学生干部到参加学运,这个思想改变用他父亲的总结最合适,就是85年上高三带着虔诚和对理想的追求入党,86年开始怀疑,87开始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如胡平所说,只要追求真理就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步。
曹雅学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深圳,得以全方位观看香港电视实况,与国际观众一样看到全部外媒的报道。当时看到坦克在天安门广场碾轧帐篷,平板车拉着尸体和伤者,还有军车在街道上穿梭。
曹雅学说,80年代,中国大学学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心态很强烈,自己当时喜欢文学,对政治不感兴趣。即便六四看到丰富的电视画面也没想太多,但是,哥哥的一句话很能代表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回家乡山西上山打游击去吧!”从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的老百姓认为中共开枪,中国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
黄慈萍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美国一边上学一边做着一份全职工作,生活安逸;四月开始关注国内学潮形势,认为对中国既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场灾难。尽管身在海外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传真和电话建立全美学自联,夜以继日组织声援,甚至发传真劝说国内官员不要与人民作对。
黄慈萍说,当时海外留学生受到强烈责任感驱使,全美学自联7月底成立时,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欧洲的留学生都有代表参加。89年国庆时,华盛顿有上万学生游行前往中国使馆抗议六四屠杀。
张维说,六四发生时,自己上初二,不谙世事而且也很害怕。父亲转述了亲眼看到的军人扫射。六月四五号,清场已经结束,父亲参加众人的游行队伍排在后面,前面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高喊“法西斯退回去”的口号,遭到军队机枪直接扫射,人群中有人倒下;机枪停止后,人群再度聚集,遭到机枪继续扫射,又有人倒下,后面的父亲藏身电线杆后,寻机骑车逃跑;一个舅舅则看到大批三轮车载着尸体经过自己的家门口。
张维说,另一个舅舅是音乐教师,他的一个学生住高干楼,躺着睡觉时流弹擦过头皮;我们家阳台朝外,设计着如果遭到扫射,全家应该躲藏在哪里才能保命,因为我们都想活下去,不想死。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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