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5

习中央无法挥别江泽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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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重病的消息成为前一时间热点,人们似乎还有一些热切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细想起来,已然是没有意义的期待,江泽民无论去世与否,都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了,习近平确立核心之后,特别是习对江系军中力量的毁灭性打击,使江系势力难以对时政有任何大的影响力了。

江泽民

习近平要面对的是习近平当政五年来造成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在根子上,多是江泽民时代的遗留,当然也可以说,是中共政制持续埋下的祸根。

江泽民时代没有远去、无法告别,是因为中国仍然在权贵主导的社会生态中,尽管权贵已出现裂变,并受到反腐的强力打击,但这只能将权贵的盟友关系打压到地下,更为隐秘。中共极权政制,加上市场经济,必然形成权贵合谋合力,如果真的被打压完成,那么,经济也就完全没有进步的动力了。

用社会主义特权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权贵合力,没有权贵腐败,是不可想象的。

一、八九民运悲剧成就了江泽民

江泽民成为中共一号人物,并成为核心人物,并不是他自己努力追求或竞选的结果,而是八九民主运动的畸形产物(对社会来说是悲剧性苦果)。说他与李鹏是踩着民主运动的血迹走上中南海的红地毯,这是不争的事实。江退休后在一次与老同志的座谈会上聊及自己成为总书记,觉得很意外,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是想退休后成为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

八九中共危难之时,他临危受命,当他接到命令直飞北京时,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是非常恐惧的,一是不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传人,二是当时的动荡一切未为可知。但他是陈云、邓小平们共同需要的产物,他必须坐在中共的红色龙椅上,假装自己是总书记发号施令。

当时中南海极左的力量居主导地位(陈云等极左派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李鹏是总理),江泽民只好顺水左推,陈希同甚至在京郊农村要恢复人民公社模式,因为把生产队与生产大队改成村民小组与乡镇、村,是邓小平的一种政治改革,是对文革农村政策的一种废止。

相信美国特殊渠道的游说与邓小平自己的“政治自觉”,使他断然地通过南巡来扭转左退的政局,毕竟军权掌握在自己或自己的同盟者(杨尚昆)手中,邓小平无法替换江泽民了,只有通过声势浩大的新开放宣传,1992年开始,江泽民被迫开始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1992到1997年,仍然是邓小平垂帘听政,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幕后主导者仍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奠定了中国打左派向右转的政治经济方向,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江泽民的第二个任期,江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让中国进入到了权贵资本主义新时代。

作为一位资深上海人,江泽民骨子里不太可能极左,因为上海充溢着商业精神,登陆北京之后左转,应该是当时中南海极左力量对其胁迫的结果,当江泽民尝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甜头之后,当他的派系人马获得丰厚的收益之后,当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并着手让自己即便在下台后,仍然掌控中南海。

二、江泽民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新时代

邓去世之后,江泽民才成为真正的中共核心。

19975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高调反左,批判了“左”的危害,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著名左刊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均被封杀,著名极左作家魏巍公开对抗江泽民的右转,特别是反对资本家入党,挨整并降低了生活待遇。

在这个时间段,江泽民有一定的促进政治进步的倾向,譬如提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改革是比较务实的政治口号,以三个有利于为主导,在理论上抢占了制高点。 在具体改革促进不乏亮点: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而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还有:朱熔基主导了国家精简机构、裁撤了11个部委以及近50万的地方公务员,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则下岗了数百万工人。

积极的方面,江泽民促进了市场更为自由繁荣,而消极的方面,是权贵经济开始形成,三个有利于,本质上是有利于中共获得执政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权力阶层将国有企业以转制的名义,转移到利益集团手中,对下岗工人还有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积极的意义,只有一首歌让下岗工人们传唱:大不了从头再来。而农民工到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还没有城市市民待遇。中国经济发展,靠剥削了谁,牺牲了谁,一目了然。牺牲了工农阶级利益。而精简的机构,又以另外的面目出现,精简的人员,一些借助政府背景,获得致富捷径,而另一些,又以其它方式服务于政府部门。

政府职能部门与非职能部门,譬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甚至人大、政协,都是没有任何行政服务的国家供养机构,中共的政制无法摆脱行政臃肿庞大,其一是因为财政与编制由中共完全控制,只要有需要,就会增设机构与人员,没有任何制约的可能;其二是官僚体制事务下压,而增设机构却可以做大自己的体系,所以无法实质性缩减。

三、习中央无法挥别江泽民时代

邓小平保卫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形象,邓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但却以意识形态的四个坚持替代,换汤没有换药。

江泽民保卫了邓小平的改革与红色江山,改革就是致富,就是闷声发大财,这完全符合上海的商业精神,而保卫了邓及左派们的红色江山,一是陈云在六四后认为还是自己的孩子们放心,核心高层一家一个分配一个副部级位置,由红色后代直接掌管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部门,江泽民无法扭转,江泽民要致力去做的,当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做强做实自己的嫡系,特别是军方高层的任命,不仅使自己持续留任二年中央军委主席,而且在胡温当政时,在中南海与中央军委保留首长办公室,进行实质性干政与监政。

现在我们看到,江、胡时代留下的臃肿而庞大的党政体系无法改变,它吞食了改革的经济成果,这些党政人员不仅吃财政,还是贪腐的主力,也是制造经济阻力的力量。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开放党校、开放中共、开放人大政协,让资本家或富人进入,使市场主力直接进入体制,与官员形成精英权贵共同体,这些人同舟共济,共同掌控了国家政治经济命脉。

江泽民时代开始的房地产与滥印钞票,使中国经济泡沫化,严重依赖房地产与国家投资,严重的污染与经济不公,则由社会来承担,而资本大鳄与红色贪腐者则安全无忧,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被淘汰出局或被反腐。

权力对上负责,压力必向下施加,这是导致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并致力于暴力维稳的根本原因,侵略人权与产权,习时代仍然无法更改或逆转。

江时代就形成的所谓政令不出中央,那是因为中央被权贵攻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从来不承担责任,下级无法执行,或因贪腐节流,中央被实质性架空。制度问题与中央本身的问题,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

毛的思想、邓的主义、江、胡的方式都在持续累积问题,这些问题都压到习中央头上,习无论怎样亮剑挥刀,都难以断其毒流。

抽刀断水水更流,为什么?因为抽刀人也在逆流行舟,而不愿意上岸,用真诚的依法治国的方式,向民主宪政靠拢。

来源:民主中国 / 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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