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8

严家祺:回忆“六四”后偷渡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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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象一条江、一条河。有的人如同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静静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条小溪,永远安安静静地流动着。

严家其,著名政治学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在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后被通缉,流亡海外。

人生也象江河那样有转折。一九四九年,许多人从大陆逃到了台湾,亲人分离、家庭破碎,四十年后,轮到我的人生发生大转折了。这一转折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个难忘的日子,就像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大峡谷那样,把我从青藏高原带进了印度、孟加拉国的平坦原野。在这之前,我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当时到国外丝毫没有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与那些有意识、有准备到国外留学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转折,前后对比是如此强烈,恍如经历了前后不连接的两个世纪。我现在还觉得,我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人生。在北京,我经历的是“垂直人生”,而后来是“平面人生”。在北京,我长期生活在公有化的社会,在后来,则一下子就回到了私有制社会中。在北京,我生活圈子是“单位”,完全不知道“人在江湖”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体会到了,民运圈子,与所有政治圈子一样,都是“江湖世界”。

据在广州接应我们的林道群、李志华两位朋友说, 我们本来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这一天,广州黄埔港突然出现十六条封锁线。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们再替我们安排好,至于他们怎么安排的, 我至今一点也不知道。我与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轻同事,一行三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海边,准备偷渡香港。我们同行的是两辆车,前一辆是“探路车”,我们坐后一辆。经过东莞、樟木头,在一家旅馆门前停下,我抬头一看,门上写着“阅港旅馆”四个大字。我们下车后,进入了另一辆新开来的车,更换了司机。一个多小时后,在澳头海边停下。 

从广州到澳头海边,大概开了四个小时左右。有一位穿着黄色雨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条烟,带我们三个“偷渡客”步行到海滩,上了一条快艇,当他把那条烟丢向岸上时,没有人说话,快艇就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我们的衣服从外到里全部湿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镜。一个小时左右,穿黄衣的人与我们三人登上了一个海岛。我这时才注意到,黄衣人并没有驾驶快艇,还有另一名船工是驾驶员。

严家祺(左4)曾是赵紫阳(左1)推动政改的助手之一。1987-11 在中南海紫光阁。

到荒岛上后,黄衣人告诉我荒岛上没有野兽,我就开始四处察看。在沙滩后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有一处有一个山洞,附近有水坑,里面是淡水。往远处看去,可以见到几个小岛、灯塔。黄衣人告诉我,荒岛叫“□格仔岛”,远处的灯光就是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下午七时半,黄衣人与船工开快艇回澳头,说是拿晚饭给我们。这样,在大亚湾荒岛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农历五月十五日,在寂静荒岛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时左右,黄衣人和船工又来到荒岛上,带来了盒饭。荒岛上十分安静,突然,一艘船向荒岛驶来,我们下意识中感到是警察来了。黄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气大声叫对方立即上岸,结果,那艘船掉转头来迅速离去。当一切沉寂下来后,涨潮声愈来愈响,我们就在月光下,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们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马力船。前面还有几艘船探路,我们不时听到几艘船之间的电话联系的呼叫声。

在大陆与香港水域分界处,我们所乘的大马力船与香港方面失去了联系,无法接通电话。船停在水面上颠簸不已。当一艘船从远处驶过时,船工耽心香港水兵会看到我们,要我们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湿,而且还有一薄层水。我们遵命平卧着,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随着船只的晃动,我觉得胃在翻动。后来我从报道中知道,曾经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钉死,没有那条“缺口”与外界相通,因为“偷渡客”很多,非常拥挤地聚在一起,时间过长,大部分人就会就在甲板下闷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们偷渡进入香港的当天,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发布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规定海关工作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规定自发布日起执行。我们偷渡香港,船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走私货物,但在海面停留时,船工要求我们三人把随身带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里不留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纸张和电话号码。如果我们被捕,就说是随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与高皋迫于无奈,把我们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则不然,他说他带着到美国一大学读学位的文件,绝不能沉下海底,由于他坚持,他的行李没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带到香港。

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船工那里了解到甚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不关心我们是谁,只是把我们看作“偷渡客”而已。

2005年“第十九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得奖者严家祺(),评选委员陆铿()代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奖。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时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前来迎接,由法国驻香港副领事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但苏炜和我们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谁,是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我想与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处的人说,你们是“偷渡”来香港的,上街就会被警察查问,就可能被押回大陆。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天,出版我书的编辑林道群陪同我们一位老朋友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了六本书,并送了一千美元。第三天,四通公司老板万润南来看望我们,他是六月六日到香港开会的,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但从六月十九日起,北京机场、深圳车站和许多地方都张贴了一份《七人通缉令》,其中有万润南和我,还有包遵信、陈一咨、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这样,他就回不去了。

在住处, 有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带着他女友,就像我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大佬”一般,来到住处,记得他叫做向先生, 听他谈话,我不能肯定、但感到他是偷渡运送过程的重要人物。

我以为到香港就像到广州一样,在香港躲避几个月就可以回北京。我的儿子在北京上高中,为了不让他中断学业,因此,我带着妻子而没有带儿子一同逃亡。没有想到,我们到香港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二日,香港《明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乔石李鹏觊觎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报道。这一天上午十时,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把我们三位“偷渡客”带到港英政治处的一个机构。我们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法国政府欢迎我们三人去法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港英政治处,当时就照他们的安排,我们三人改了姓名,换上了一身他们要我们穿的衣服。我改名为“朱丰”、高皋改名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为“史英”,口语称“阿丰”、“阿芳”、“阿英”。港英政治处的警察将带着我们三个“假警察”在机场“执勤”,我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对讲机”,做四处巡视的样子。经过一个单向转动门、一个铁门,就到了机场。所谓“执勤”,不过是从港英政治处去机场登机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询问或要检查,要求我们摆出的姿态。实际上,一路十分顺利,我们并没有扮演警察,我们三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偷渡客”,想装成“警察”,也神气不起来,只是装作大摇大摆的样子而已。

严家祺与妻子高皋。

下午七时左右,我们三人在机场等候时,听到广播中刘宾雁在香港说,严家祺现在在香港,在一安全处,这是比刘宾雁本人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在听到刘宾雁广播讲话后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乘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后,飞往巴黎。我的登机证上的名字是Yip Paul,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是谁帮助我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整个过程。去年《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出版了《黄雀行动》一书,在谈到我“逃亡”的一节,刘达文说:“如今写黄雀行动,许多过程已支离破碎,许多记忆已被历史湮灭。严家祺的逃亡就是一个谜。”“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也无能为力。”

人生转折,渡过难关,要有“贵人相助”。我也开始相信命运。我多年来知道,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是六四大逃亡“黄雀行动”的组织者,陈达钲和他兄弟陈达钳是前线总指挥。但直接策划、安排我们三人逃亡还有其人,我知道陪同我们从广州到海边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华两位,感觉到他们另有联系,但他们至今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二十四年来,没有人公开谈参与救助我们一事。九七前,我没有去香港。一九九八年,我因参加会议到澳门见过陈达钲,我从澳门到了香港海关,被拒进入香港,遣返澳门。

来源:苹果日报,原标题为《在大亚湾荒岛上》/ 严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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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冀苏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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