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2

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谎言和说谎中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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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追问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意识型态破灭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归属。在教条主义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教义一脉相传,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极权体制的独特贡献是将社会去道德化。虽然马克思本人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其主体是政治经济学分析而非道德伦理──在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下,马克思也不屑纠缠于肤浅无聊的道德口号。

毛泽东和斯大林合影。

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高大全的宏伟理想,只是共产党自我设定的宣传纲领,而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推演出来的逻辑结论。究其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去道德化的宏观社会学说,因而对于个人的本体存在及其行为方式无从置喙,至多只能从“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终极关怀”等大而无当的概念中拾些牙惠,不仅没有理论根基,而且因为过于高远而不可能真正内化为个人行为规范。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许可以和某个版本的人道主义协调起来。毕竟,马克思个人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所生成的弱势群体争取尊严、平等和体面待遇。但是他的经济至上立场使之假设了一个完全空洞的人性,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即一无所有,以至“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这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无底线暴力革命的伦理基础:只要我认为你欠了我的钱,我就可以要你的命。一旦人对生命没有基本敬畏,人和人之间没有起码的尊重,无产者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可以革“剥削阶级”的命,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这样的政权自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和尊严,而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以革命口号为幌子无所不为的无底线社会。

反右运动。

对于一个道德被权力通吃的无底线社会,最有效的统治方式就是警察恐怖。当然,极权统治靠革命起家,而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在执政后的“继续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犹如“高压电”,恐怖到了不可触碰的地步,但是这种状态和普遍高涨的革命理想共存。理想退潮之后,恐怖统治方式被常规化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性化。“高压电”逐步减压为“低压电”,触碰权力底线的代价越来越小,人民对国家和领袖的恐惧程度越来越低。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不敢挺身而出,甚至不愿面对现实并反思极权统治的正当性,他们也不会真的把革命理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纯粹极权必然是短命的疯狂,停歇之后即进入更为理性的“准极权”或“后极权”(post-totalitarian)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维持得更为长久,更多是因为政权能够进行相对高效的恐怖管理,有效利用国家机器垄断的暴力来惩罚与威慑各种不安定因素。至此,极权国家已经从理想统治蜕变到恐怖统治。

对于理想退潮的极权国家,极权主义的遗产与其说是正面洗脑,不如说是培养人民说谎的习惯,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谎言和说谎中长大的。尽管人们早已不信极权主义意识型态,却又被强迫灌输这些东西并公开承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除了培养缺乏担当的懦弱个性之外,这种公开表白和心灵震荡还会夸大极权统治的力量并加剧个人对权力的内心恐惧。它会对每个人造成一种幻觉,那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所有人都是拥护体制的,以至直到极权崩塌的前夜,不论如何内忧外患、危如累卵,极权统治依然表面上固若金汤、岿然不动。一旦倒塌,由于极权统治生前不允许任何独立的社会治理组织,甚至不允许探讨不同治理模式的言论,整个社会立即陷入一片权力真空和无序,强烈呼唤另一个全能政权取而代之。

来源:《中国密报》/ 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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