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4

观电视片《永远在路上》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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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八集反腐系列片《永远在路上》(以下简称《路上》)。为了拍摄此片,摄制组先后赴二十二个省(区、市),拍摄四十多个典型案例,采访七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纪检干部,采访苏荣、周本顺、李春城等十余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剖析典型案例,讲述鲜活的监督执纪故事。《路上》想传达给观众的中心思想是:中央反腐有决心有毅力,反腐卓有成效,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耗费钜资拍摄如此规模的反腐系列片是绝无仅有的。《路上》选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播出,是为了配合宣传全会公报所提的「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的「重要任务」。然而,《路上》在论述上的自相矛盾、举证案例时的避重就轻、听得耳朵早起了茧子的「思想教育」之类的老生常谈,都是它的显而易见的硬伤。

中纪委反腐大片《永远在路上》

  「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笑话

  《路上》第一集一开头就提到:一九四五年七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就历史上封建王朝刚建立时一片新气象,但不久后就人亡政息这个历史周期律,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若执政,如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个世纪大笑话。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民何曾有权监督过政府?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选举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领导人的权利;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不是上级指定的,就是靠贿赂当选的,不少「代表」、「委员」还是已有外国国籍或绿卡的外国人,让他们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个比世纪笑话还大的笑话。《路上》没有回答如何实现「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巧妙地利用与延安有关的人物白恩培的一段「深刻忏悔」绕了过去。白恩培曾在一九八五年时担任延安地委书记,但他的「深刻忏悔」与如何「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如果真正实现了「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又何需耗费钜资拍摄《永远在路上》?

  倒在制度性腐败下的无数高官

  制度性腐败客观地说,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路上》谈到:二?一四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路上》还谈到:二?一五年四月,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公布了一百名中国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在该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布一百名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还是第一次。

  然而,中共下了大决心、花了大力气铲除腐败,《路上》却没有「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探讨产生腐败的根源、触及导致腐败的根本,以及如何从根子上即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它只是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仍然把贪污腐败主要归咎于「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将腐败产生的根源归咎为官员对自身要求不严、放松了思想改造。各位贪官几乎千篇一律的狱中忏悔,也都打着浓浓的官腔,没有意识到或不敢深挖产生腐败的根本和根源。其实,中国之所以成为贪官辈出、无官不贪的国度,除了历史沿袭,主要归咎于现行的政治体制。

  制度性腐败 在至今仍是由「党天下」统治的中国,各级党员官员权力过大,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却过小,更缺乏有效监督、制衡他们施政的机制,形成了《路上》中贪官所说的「权大于法、权大于制度的环境」。除非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这种因体制自身的缺陷导致的腐败是无法遏止与根除的。

  改开型腐败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是导致全国性腐败的另一重要因素。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近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举行的发布会上,剖析了导致中国全国性腐败的另三大起源:一:中国政府自一九九?年代开始实施产权改革,逐渐放松了对国有资产产权的控制,以致从中央至县级的各个衙门,都有权处置国有资产的产权,这为少数有钱有势者无偿获得或以低价占有国有资产敞开了大门,并使官官勾结、利益输送/回馈型的官商勾结成为无法遏止的滚滚浊流。二:一九八四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政以来上级下管两级干部的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即改为上级可以直接任免直属下级,这使买官卖官、构筑官场上下级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垂直型官官相护的官僚体系成为可能。三:一九九?年后,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型转移,涉及土地审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重心,这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了良好机会。这种大环境下造就的官场现实是:不腐败者当不了官,不腐败的官员会受到同侪的猜忌和排斥,官员不腐败才是不正常的,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使旧时代的《官场现形记》望尘莫及。

  官员:现行制度的牺牲品 在《路上》在每一集的开头,都有千锤百炼打造中共党徽的镜头,寓意中共官员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客观地说,很多身陷囹圄的贪腐高官能位居高位,大都经过了很多考验,也很有才能,如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贪官刘志军;对贪官李春城,有华人在YouTube上留言:「作为一个成都人,客观地说春城书记是为成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带的一批干部真的都是能力很强的能人。」人都是有缺点有私欲的,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都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些有能力的官员生活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度,有良好的制度来监督和约束他们的为政操守和做人底线,而非仅靠人的思想觉悟来自我监督和约束,他们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不会在牢狱中度过余生。所以,这些官员的沉沦,更应归咎于中共的现行政治体制。

  腐败避重就轻选择性遗忘

  《路上》不仅不敢触及产生腐败的根源和根本,还避重就轻,将许多官员的落马归咎于「舌尖上的腐败」。众所周知,在中国官员腐败普遍涉及的酒色财三者当中,酒(吃喝)是最细微的末节。在「舌尖上的腐败」的搪塞掩盖下,贪官们的贪腐金额、名下的各种财产不是不提,就是严重缩水,他们拥有的几十上百栋房产别墅、众多情妇和私生子女,以及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钜额赃款,都被《路上》「选择性遗忘」得干干净净。《路上》也没有提及震惊世界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巴拿马文件》等揭露的中国最高层家族腐败的作品,更没有提及习王大规模反腐的首要目的,是借此把威胁自己执政地位的政敌拉下马。

  改开型腐败引领社会风气腐败

  中共执政至今已六十七年,虽然年年提倡「学雷锋」、学这个学那个先进典型,但社会风气的全面败坏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烟酒文化、走后门文化、红包文化等等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社会风气全面败坏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文革使国人丧失了精神信仰;八九年六四镇压后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彻底丧失了信心,政府为了「维稳」,有意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制度性腐败、改开型腐败更是引领社会风气全面败坏的罪魁祸首。中国政府在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同时,也应该为扭转社会风气的全面败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权力如何被关进笼子里?

  《路上》称「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话虽然说得不错,但如果关这个党天下制度的笼子先天就有无法弥补的漏洞,又如何能长期有效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全片的结尾,《路上》满怀激情地说「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自己仍然走在赶考的路上」。如此清醒和谦逊的宣示自然值得称赞,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赶考的路如此漫长,走了六十七年仍然走不完?什么时候能到达赶考的终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不实行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给人民以选举权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随着贪污腐败分子「永远走在贪污腐败的路上」,中共也将「永远走在反贪污腐败的路上」,赶考之路将没有终点。如果习近平下台后反腐运动很快终止,「人亡政息」之下实现的「历史周期律」,将是朝代更替的「伟大复兴」。

来源:争鸣 / 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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