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3

中国最难跨越金融这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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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中国经济看法悲观,认为已处悬崖边缘;由于存在货币超发、资产泡沫、政府债务等,金融的「坎」最难跨越。他认为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可让市场加快优胜劣汰步伐,也能真正造成变革,把中国带到一个好的方向。孙对「供给侧改革」持怀疑态度,认为并没有抓住当前症结。


在当下的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低迷状况,实体经济陷入危机,就业愈发困难,经济现状亮起黄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一个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对于近期中国经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危难与机遇并存。《超讯》将孙立平教授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如下。

判断中国经济的四大依据

孙立平用「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维度以及贯穿时间的「体制」,一共四个角度作为判断的依据。

从短期来看,「政策」多变导致难以形成机制去落实。中国作为一个政策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却频繁地更改政策,很容易造成政策发布时「用力过猛」,政策更迭后出现「烂尾」现象。同时,许多政策内容过于模糊,难以理解要义,造成实施过程中没有方向。导致「纸上写的」和「手上做的」有距离。

从中期来看,由一定的规律决定的「趋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趋势代表大方向上的情况,受个人影响被逆转的可能性很低。例如,「运动」、「爱折腾」都是中国人的特性,所以只要中国人感兴趣的东西,都会经历一个疯狂的「生长期」。最近中国最热的房地产市场就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疯狂的时期。但越来越抑制不住的势头让人不自觉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同样疯狂的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自90年代开始「一泻千里」,市场至今「疲软」。中国的房地产也有相同的疯狂趋势,在趋势上很有可能会复制日本的「悲剧」。

从长远的时间段来看,「文化」是最为深入的判断依据。中国人缺乏信仰,将「挣钱」作为了人生的唯一追求。舍弃一切为了一个「钱」字。仅为了追求个人的短期利益,忽视各种投机行为对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造成的损害。中国这股「邪恶」文化,是中国经济前景最深入的判断依据。「炒房团」、「黄金大妈」等群体正是「邪恶文化」的代表群体,为中国的经济的不乐观现状埋下祸根。

最后一个判断依据与中国特殊的「体制」联系在一起。由于体制不同,致使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状况在改革开放前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如今中国体制面临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结构性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本的修缮。旧问题没解决,新难题又接踵而至。让中国经济「重疾在身」,「喘不过气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中国的政策、经济发展趋势、中国人本身的「经济文化」还是中国的体制各方面看来,中国的经济现状都有点让人「不忍直视」。

经济疲态需经济危机做变革

近期,即使是到中国最边远的地区,也可以切身地感受到经济萧条的氛围。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不景气的阴霾之中,充斥着悲观的情绪。在孙立平看来,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奇迹」,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但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亮点与核心都无法确定,难以找到切入点。同时,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人都承认经济的衰弱是不可逆的趋势,经济指数已呈「L」字发展,而这种状态将持续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当前的经济需要跨过很多道「坎」,而金融领域的「坎」可能是最难跨越的:大量的货币超发、资产的泡沫,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等。不乐观的经济学家甚至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来形容中国可能随时陷入经济危机泥潭的现实。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早已遇到了许多的问题。但一些被忽略的因素让中国经济跌跌撞撞地勉强维持了现状,如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即中国老百姓的忍受能力。这种弹性过去一直存在,但一直没有被正视。

危机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可以让市场加快优胜劣汰的步伐,将优秀的企业和人才留在市场中。中国经济需要有一场危机,能真正造成一种变革,把中国带到一个好的方向。

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

孙立平对「供给侧改革」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其并没有抓住当前症结。他年初曾发表过《从包子看供给侧改革》的文章。此文用包子作为比方,表现如今面对产品销售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官方将由需求侧改革的政策变为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认为只要做出了「好包子」,经济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好包子」价格如果过高,消费者还是不会买单。但此时商家却无法降价:税费高、运费高、租金高、人工高,成本过高已经是薄利营业。这涉及到对中国经济症结理解的问题,用孙立平的总结即: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侧都有问题,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部分却恰恰是在两者之间的环节。

曾有在美国经商的中国商人将涉及到成本的环节做了一份中美比较,列举了十一项成本。其中,中国有八项远远高于美国:土地是美国9倍,物流2倍,银行贷款2.4倍,天然气2倍以上,工业蒸汽1.1倍,配件3.2倍,税收美国优惠力度大,清关无需支付费用。只有三项美国比中国高:人工是中国的2.57倍,折旧1.7倍,厂房建设4倍。这就是中间部分的问题,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活动成本过高,造成了企业生产却不能挣钱,消费者买东西过于昂贵,使经济无法转动。

在市场当中,企业与消费者是两个利益主体。理论上来说,主体的利益应当有种均衡,是最好的状态。但是真正的均衡只能在教科书的理论之中,现实中肯定是偏向一端。假如市场是个竞争性市场,厂商尽力压价,薄利多销,消费者能得到实惠,厂家利润少,方向偏向消费者一边;如果市场是垄断性市场,厂家竞价很高但却不得不买:如购买苹果充电线,买正版的线需要四百;但又不敢买山寨的,容易爆炸。如此,消费者吃亏,厂家挣钱比较容易。中国现在虽然没有偏向任何一端,但却出现物价贵而中国企业利润为零的时代。

在供给侧改革上,需要疏通中间,打开两侧,只有解决中间的问题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恢复活力。而中间的问题有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寄生性。中国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像爬满寄生虫一样,创造的财富还不足够寄生虫吃。

寄生性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政府沉重的税负。李克强总理无数次强调要减少税费,把减税作为这届政府最基本目标。但税减不下来,并且还会变成税负逐渐加重的开端。

以秘鲁的「鸟粪经济」作为前车之鉴,中国一定要意识到「经济繁荣之后将是一场灾难」的情况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带有「鸟粪经济」的特点:政府收入大量增加,需要负担越来越大的机构、人、专案。现在超常规发展结束,进入新时代,不可能减税,而是增加的开始。所以这些年压垮中国经济的是政府的税负是寄生性的。

第二是金融资本。近年来,中国金融资本发展扩张的速度要比实际资本快得多。金融资本需要和实体经济大体有一个均衡,但是两者的均衡正在被打破。现在整个金融资本的规模大约是两百万亿,实体经济要使用需支付利息。如果以百分之五来计算,一年就是十万亿利息,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利润的空间很小。

第三,这些年中国通过货币超发的因素形成的资产泡沫,要命地打破了收入和财富间的均衡。社会能支配的是当时的收入和过去收入积累的财富资产。但是这些年中国把资产的泡沫做大了,两者的均衡打破了。在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面前,收入越来越微不足道。人们的心思不会集中在财富的创造上,劳动力就没有意义。

结合以上三点,现在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越来越强的寄生性,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才能恢复活力。

面临高难度的转型过程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共进行了两次「转型」。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中国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即「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时代的转型」。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其实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但是,整体上,社会在生产上进入到了房子、汽车的阶段,还有相当一部分进不到这个阶段上的人,他们就是造成「内需不足」根本原因。

第二,中国经历了「从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1998年,国家开始施行房贷,取消福利分房。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进入到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从98年到现在,中国人用仅仅18年的时间,盖了难以数计房子,解决了多数人住房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过程。而到了现在的炒房现象,很多抢购房产的行为都是已经置房的人买来用作投资用途,追求的是生活品质的提高。

两个转型其实都涉及到两个过程:一个生产的过程,一个消费的过程,但是这两个过程是不同步的;比如说,从柴米油盐到房子汽车,首先需要生产大量的房子汽车家用电器,还需要购买房子和汽车。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把大量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生产了出来。但在消费方面,在中国这样13亿人口的国家中,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高度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要使十几亿人都能消费一样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容易就发生一场危机、一场灾难。

去年夏天,索罗斯曾在一个演讲活动中表示:如果中国经济转型、减速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在不久的未来会在南海发生战争。周遭的国家也会卷入,包括日本、美国,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索罗斯呼吁中美双方都各让一步,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

「卖不出的牛奶」是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符号,但这其实是个误导。30年代大萧条真正卖不出的不仅仅是牛奶,更是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电话机、收音机,是耐用消费品。由此次大萧条,美国激起一场社会的变革,从原始资本主义转换到福利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真正完成了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的时代的转型,而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转变,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场社会变革实现的。所以中国假如说要真正地步上新台阶,需要面临着改变整个社会的重要任务。

经济危机早该在2006年爆发

中国在2006年前后,实际上就应该发生一场经济危机。2006年时,一些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转型的任务也已经提出。如果2006年危机发生,即使随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会对中国形成进一步的冲击,但用35年的时间,中国也可以初步渡过难关。

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2010年的前后中国就能进入新一轮的健康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可能就在新一轮的健康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现状就会完全不一样。

但中国官方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当年用4万亿去死扛,结果不但没解决,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说钢铁,曾经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仍在不断投入,结果就造成了如今的年产10亿吨的问题。

当前,人们需要正视的是中国正面对一场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面前,最重要、急迫的是对于未来的、明确的、稳定的预期。今年春节时期,很多人都在谈论经济的萧条感以及自身消费谨慎的现象。不止一人表示:往年都买鞭炮放,但今年第一次没买。为什么呢?是因为春节之前很多人的收入都下降了一大半吗?并不是,很多人的收入没什么变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预期变了,很多人觉得今后这几年挣钱可能不太容易了,所以花钱得谨慎一点。这其实就是预期的重要性,需要高度重视。那么这个预期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东西: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

国家政策频繁更换,发展方向不突出;精英和上层人士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移民,缺乏安全感;老百姓失望,缺乏对未来的憧憬,这都使得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大大下降,如遇经济危机,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毁灭性、更彻底的打击。

从孙立平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处于疲态。面对现状,更需要的是正视问题,直面危机,将深层次的问题击破,实质性地解决体制、政策以及文化中的问题,进行变革,才能降低不良影响带来的冲击,化危为机。

来源:《超讯》邓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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