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5

北大天才学生沈元文革惨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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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大历史系优秀学生沈元,19岁因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划成极右分子,劳改3年后,发表史论文章,轰动史学界和高层,被收入社科院。文革起,不忍凶残批斗企图逃入马里大使馆求庇被捕,一打三反中和遇罗克等被枪决。他短暂一生的传奇与悲惨,尚少有报导。】

沈元(1938-1972)曾被称为北大状元、学霸,是文革中和林昭、遇罗克一样坚强勇敢而才华卓越的牺牲者。

沈元还在北大读书时,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品质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3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毛泽东煽动、利用心智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做政治暴力的工具,其心肠之歹毒,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史达林问题。国际上对史达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史达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史达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周一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2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16日即以「独家报导」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资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壁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着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份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物件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物件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到,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绝处未「逢生」:已成枯骨埋青山

上面讲述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沈元在文革中,究竟怎么会有「投递叛国」的罪名?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抓捕机构斗沈元,黎澍陪斗。19704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郭罗基回忆,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郭罗基回忆称,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辛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关于沈元的最后死亡,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其文称,在他看来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沈元被执行死刑距今46年,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笔者不知道,在平和安定的年代,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位1955年被执行枪决的全国文科状元。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每年高考放榜,群星闪耀的状元们,可了解下他们这位因优秀而丧命的学长。也要记得在书店里,在同龄人的出版物里,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让人尴尬得脸红的历史著述。如果,那也称得上著述的话。


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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