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4

杨改兰们的悲剧将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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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28岁村民杨改兰,先用斧背锤杀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后喝农药自杀。94日,她的丈夫办完妻子儿女的后事后,再度喝农药自杀身亡。家中留下70岁的奶奶杨兰芳和52岁的父亲杨满堂。

往往愈贫困家庭,社会交往面愈窄,「人缘」愈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愈少。

在切入评论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逼近真相。虽然人死不能复生,很多真相已经永远埋藏于地下。但任何远离真相的评论和情怀,都是廉价的甚至是伪崇高的。接下来的行文中,关于事实方面的描述,分别来自中国青年报(2016/09/11)《甘肃农妇杀四子案追踪:村主任解释为何取消其低保》,杨璐《甘肃一家六口了断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为了尽可能行文简洁,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一家三代宛如亘古的贫困、绝望与黑暗

奶奶杨兰芳。70岁,1946年生。虽然与孙女各干各的活各开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物。杨兰芳父亲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就入赘了女婿,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女婿离家出走(一说是杨兰芳看不上把他赶走了),给杨兰芳留下4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喝农药自杀身亡。

期间,杨兰芳曾带着一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临洮县的一对父子。因为与丈夫关系不和,她又带着女儿回到了阿姑山村,与儿子杨满堂生活在一起。

父亲杨满堂。52岁。有些痴呆,平日里说话干活都不利索。杨满堂长大后娶曹姓女子结婚,婚后生下杨改兰和杨改转,在长女杨改兰11岁时(一说6岁),妻子又因为家境贫寒,离家出走。杨满堂将杨改兰养大,把杨改转送给了本村高姓人家。

孙女杨改兰。悲剧主角。生下来就是重担一肩挑。从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10岁开始,杨改兰学会了做饭,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务活都被她包了。

19岁时,和本村李克英结婚,李克英入赘到杨家。此后几年,先后4个孩子降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作为姐姐,杨改兰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照顾全家。

杨改兰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镇上猪场打工时。丈夫走后,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一声不吭,眼泪掉个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杨改兰开始哭诉,「他以前出去也没挣到钱,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丈夫不大会挣钱,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个三四千元。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让丈夫出门吗?不可以!贫贱家庭百事哀。家里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仅如此,家里也一直在千百计增加「增量」,拿人拼命: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3亩地。在村里,这么大范围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农忙时节还要请人帮忙。除了种地,杨改兰还打理着一个小菜园。

奶奶杨兰芳腿脚不便,已经不能下地。父亲杨满堂只会放牛种菜,地里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时才回家帮忙。为了操持这个家庭,杨改兰还养了3只山羊和3头牛。因为没有积蓄,杨改兰找奶奶杨兰芳借了600块钱,买了一只母羊,母羊又下了两个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带着牛出门吃草,下地里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回家。忙起来,她有时顾不上做饭,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也得跟着挨饿。眼看着最大的孩子杨某帆马上要入学了,杨改兰更是焦虑。过去一年,杨某帆在阿姑山大庄幼稚园上学,光是送孩子上学走路来回都要一个小时。一年的学,孩子缺勤半年。杨改兰曾向辈分高、比她年纪小的堂姑杨雪丽谈起:不要太早结婚,20多岁再结。她说,「家里的负担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福利困境中的社会排斥

对于杨改兰们来说,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苦役,漫长的负担,漫长的贫困,漫长的绝望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助。一辈子像牲口一样活着,除了无尽的责任,了无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们自由自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一口吃饱,全家不饿。

在那样的小国寡民里,没有任何人剥削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的交换体系──如果他们进入了这种交换体系,被资本家和商业社会「剥削」,他们的命运绝对不至于这么悲惨。

是的,在那样半原始的农业社会里,几乎没有人来剥削他们──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会的压迫无时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气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没有这种无形的「社会压迫」,杨改兰们也许可以「安贫乐道」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辈子,虽然悲苦,却也得过且过。因为大家的生存状况彼此都差不多,差别也许只是房子好一点差一点。在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哀莫大于心死。身体苦累和自我层层加压不在话下,但是来自社会的无形压迫制造的心灵绝望,或许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种压迫,可能恰恰都来自道德婊们一再呼吁的「政府救济」如「精准扶贫」!它来自两方面:

一是杨改兰家被村民「集体评议」取消了低保。这个过程,取消的不仅仅是低保本身,而是牵涉到一个小社会里的基本信任和「社会排斥」问题。像杨改兰这样的家庭,往往是越贫困,社会交往面越窄,「人缘」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导致心灵也越封闭。恶性循环。同时,杨改兰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挣个六七千元(很多时候没活干),能拿回家的不过三四千,但是在「集体评议」中,却被评估为打工收入2万。这样,在她和村民之间,基本的信任就破产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权力压迫。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在老爷湾社,近年来,一些农户陆续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新建了住房。如今,走进老爷湾社,很少见到像杨家一样的土坯房。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脸上的伤疤。但这又是杨家经济条件不可承受之重。「1万多元(建房补助)我们给匠人的烟酒钱都不够。」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说,杨改兰曾不止一次这样答复他。而杨兰芳回忆道,魏公辉来过,让尽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们一家去哪住,我年龄这么大了,又有病。」杨兰芳说。在魏公辉看来,杨家听说其他乡镇有过5万元到6万元的建房补贴,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额的补助,因而几次没有答应新建房子。但是对杨改兰一家来说,他们却是拿不出足够的「配套资金」!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句话的后面,藏着杨改兰怎样的心灵密码?

廉价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谴责都轻佻而弱智。有人谴责政府的救助无力。比如连续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文章说:这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预设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作者说,第一种办法基本没有可能,比较现实的是第二种。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却被刷屏,当然也被不断删帖。只能说明:中国的落后是由精英的落后决定的。

一方面,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着扩大不均衡的方向迈进。只要看清楚财富本质,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类悲剧。相反,人类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伟大理想与情怀,恰恰是百年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之源。乌托邦理想无时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门邪道上。

中国社会近年来通胀非常严重,但事实上通胀造成的主要是中产以上社会阶层的财富大缩水,对底层社会,反而让政府有更多的钱来给底层输血。社会上层的大量财富拥有者,比如企业家,对企业和财富本质也不是「占有」,而是「管理」企业和社会财富。换上别人,也许管理自己尚没有余力,何况管理企业和社会。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们的物质帮助可能适得其反,在执行中异化成了心灵的压迫。这种文章诉诸的理想,只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和惨剧。又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云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剧》(2016-09-11)一文中写道:「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唤起社会和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其保护弱势群体的数量来平息民粹的呼声。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的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变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义的输血理想把政府当成了万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们不是想启动人内在的活力与觉醒,不是想着如何让人们进入更广阔更文明的商业社会。所以我对此作出如此决绝的评价:「智慧死绝的时候,民粹野草般疯长──有感于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我想说,你和政府都没有你笔下那么万能,你的理想、情怀除了制造更多灾难和悲剧,一文不值,得换一个脑袋思考问题了。」

另有一种声音,是用文明社会的眼光,谴责杨改兰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在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面前,在绝对的封闭绝对的苦役绝对的无望面前,谴责和上面的同情一样,都显得格外的廉价格外的无知格外的无情。在她封闭的小心灵里,她把孩子们一起带走,就是对他们最深沉的母爱!因为她无法想像,离开了她的庇护,孩子们会过得多么悲惨多么没有尊严。她自己拼尽一生的努力,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要福利,还是要自由?

百年以来,从晏阳初,到费孝通,到厉以宁,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情怀,我们的社会精英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百年来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只知道「就地解决」,永远把农民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输血,不知道解放农民,让他们自我造血。甚至,把户籍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想,这种情怀,甚至被不断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诸如善待弱势群体啦,区域均衡发展啦。却不知,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之「道」,人类的。「德」,又将何附哉?

中国若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从根本上减少农民上来,杨改兰们的悲剧,还将不断重演。在道德婊们的道德指挥下,黑暗永无尽头。

来源:东网 / 童大焕 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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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liying Jindra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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