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8

习近平“三种主义”统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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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启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后,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后,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

20155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夏明(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习近平要垄断界定现实的权力

听冯崇义先生讲,互联网出现了第三域空间,或者叫“虚拟的公民社会”。现在看习近平的态势,我觉得他不仅是要争夺回刚才崇义讲的“社政一体的权力”,不仅是要重树那个preference(偏好),他还要建立一种更高的权力,那就是“对现实的界定”。

什么叫“现实”?什么叫Reality?习近平对“现实”的界定,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我包装的、塞进你的脑子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时,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着名中国通沈大伟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沈大伟到中国去,他谈的任何东西,只要官方不喜欢,就会对他说,“你不了解中国国情,你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当他一比较中国跟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以后,中方主人或学者就会说,小黄呀,你真的还不懂中国,你还需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夏明教授

那么我每次回中国(我已经七年没法回去了),以前每次回去,总是有很重要的一些各级领导呀,学校的那些干部呀,做官的同学学生呀,就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就是要给我讲中国的“现实”:千方百计告诉你中国是什么样的,是你应该理解的。我们2008年到四川灾区去拍电影《劫后天府泪纵横》,跑到真正的现实去看了,然后与这些官员朋友交流,他们就说: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现实!

这就是我说的:中共掌握了现实的定义权:第一,他们不相信常识,对我们的常识判断,他们要否定;第二,他们不相信我们个人的经验,连经验他们也要否定。只有官方公共媒体进行界定的、认可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才是正确的,才是人们应该相信的,才是人们应该消化的,才是应该植入到我们脑海里面的!“现实”只存在于“我们的认知和官方的认可相一致的区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极权主义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态势。

崇义兄讲到他那本书《中国宪政转型》,我也刚在明镜出了一本书,《红太阳帝国》,刚刚拿到,我很高兴、很激动,要感谢何频、感谢陈小平。那么我在书里也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目前宪政真的倒退了,倒退是全方位的。不仅从宪政层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中国真的会有可能进入到一种黑暗的状态;里面还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就是我们发现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起作用。

夏明着《红太阳帝国》。

显然习近平的权力意志很强,习近平的权力意志是什么?他跟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通过分权、通过让利,通过个人和集体两头的积极性,通过对外开放进入到国际空间,是这样来行使的权力;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通过集权,通过使用政治权力想去掌控整个社会、掌控整个经济,他甚至认为他可以去“命令经济”来为他的政治服务。与邓小平相比,他的脑子里的权力意志有很大的不同。

习近平“三种主义”统治中国

习近平的权力意志的转变,跟社会形成了一种二元互动,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权力还没有搞定的时候,有一种权力均衡。宾州大学的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着作《从跟风到权力均衡政治》(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把他的老师沃尔兹的一个模式拿来:中国如果一旦权力平衡了,就会出现派系山头各划地盘、和谐而不折腾;但经常平衡会被打破,大家一旦发现谁是占据主宰地位的霸主以后,就立即出现了bandwagoning--爬上战车、爬上宣传车,或者叫“跟风”。

中国在胡温下面原来是“九龙治水”、权力平衡,到了习近平接班后进到一个“跟风政治”(bandwagon politics)。因为习近平的强势和他权力意志的走向,使得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就是全部人都爬上他的战车去了,造波助势,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崇义兄讲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重建,包括某种复活: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消灭过,只不过后来领导人把它隐性化了、搁置在旁边不用了;今天又把它捡起来了,而且捡起来后是用更极端主义的、更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在挥舞。

习近平说中国面对的威胁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我觉得习近平自己就正巧在用这“三种主义”统治中国:他的极端主义,就是从原教旨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而来;他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犯罪、国家恐怖主义;他的分裂主义不正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嘛,香港好不容易回归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想独立出去了,台湾现在渐行渐远,西藏、新疆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独立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不是在降低--习近平现在真的走向这“三种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建回归了。

但是习近平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中国学术大趋势的变化又有关系。我在我的书里面概括为:“从卡尔波普尔走向卡尔施密特”。卡尔?波普尔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曾读他的书,在8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着作在中国风行,他想要提倡的是:猜想、反驳、证伪、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然后就是“自由主义剃刀”原则,开放社会,反对封闭社会,等等。这是我们在80年代初期的主流思潮。但是到了今天呢,刘小枫、甘阳他们这些人都在推崇另外一个卡尔,那就是卡尔施密特;几乎所有卡尔施密特的着作都翻译成中文了。最近我搜集卡尔施密特的书,一共收到了13本书,我还没读完,读了大概五六本。

卡尔施密特的论述帮助和暗合习近平,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卡尔施密特说,我们所谓的“政治”,就是要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坚决不让敌人掌权,把权力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卡尔施密特的The Political,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根本事情:敌我关系。

卡尔施密特讲的另一点,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就是决定者(decider)、决策者(decisionmaker)。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宪政之所以走不通,是因为个人主义跟宪政主义、自由主义跟民主,都是有内在矛盾冲突的,它们不可能并列存在下去。

他说只有主权者(最高的定夺人decider)才能把民主宪政保护起来,因为民主宪政如果陷入困境,宪政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困境的,只有靠人--就是靠领袖,decider,也就是靠习近平,保证中国走向“共产党的宪政”。所以我们说,施密特的思想是在影响习近平的许多决策。

施密特理论早已破产

刚才崇义兄讲,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短期内非常悲观,但是相信,再有十个习近平也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发展。我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卡尔施密特今日在中国这么红,但是其实在政治上,他在二战中就已经破产。

为什么?因为他研究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并认定魏玛共和国展示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宪政的一个危机。第一他的推断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西方宪政是有危机,但西方宪政有几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魏玛危机展示的就是议会制加多党制这样的一个宪政危机。但是二战以后,你们发现吗?二战以前实行总统制的,或者是议会制两党制的,就没有发生这种危机:像英国就是两党制议会制,没有这种危机;美国是两党制总统制,也没有这种危机;但是,因为多党议会制的缘故,德国、法国就发生了这种危机。

但我们看到二战以后,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宪政运动,法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就把多党议会制变成了多党总统制,第五共和国就很稳健了;德国就把原来的多党议会制变成了所谓“首相集权制”(chancellor democracy),尤其加入了两个很重要的宪法条款,一个是关于5%的最低门槛限制,就是政党只有获得5%的全国选票才能够进入议会、获得议席;第二个就是对总理弹劾的建设性投票,也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找到新总理之前,不得倒阁。所以德国也把这个“魏玛危机”问题解决了。

我们看到,其实日本也解决了,日本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再跟多党议会制配合,形成稳定的政府决策机制。所以我认为,卡尔施密特在二战以后,其实已经被证明在理论上破产了,因为他所谓的“领袖论”已经被击败了,他嘲弄的所谓“西方民主没有领袖”也被证明错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等人,都是在西方民主中产生的领袖,最后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通通给击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还在把卡尔施密特的破烂货拿出来用!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书里也提到的,就是中国政权的“杂种化”,因为它杂种化了,就什么东西、病毒都吸在身上,它把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邪恶的,为己所用,泛滥猖狂的时候,甚至危及世界。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它就是个“杂种”,就没办法往下延续,就像骡子,看起来很强壮,但它没有生育能力。我相信,中国政权目前显得很有强健活力,但是它没有繁殖力,没法延续下去。

来源: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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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匿名 说...

杂种化的习耄狗

匿名 说...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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