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0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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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最近炮轰政府产业政策兼带炮轰林毅夫,说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创新是不可预见的,产业政策是豪赌,不搞砸绝不罢手。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其中性命攸关的关键一步棋。

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首先,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否则,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必然导致规则不公。比如大量石油央企,官不比环保部小,钱比环保部多得多,根本不把环保法放眼里,成为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大鳄。其次,由政府制定偏向谁不偏向谁的产业政策,潜在逻辑是官员比企业家更高明。但在市场竞争中,官员通常不比企业家更高明,企业家则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摸索,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政府官员则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逻辑和结果可想而知。第三,政府投资主导经济,或者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结果必然形成一门心思「专门赚政府的钱」而不是一门心思「专注讨好服务百姓以赚百姓的钱」的官商集团。而政府本身并不会赚钱,它的钱就只能来自两个路径:税收和通胀(印钞票),后者是通胀税。

但是在当代中国,早已经是常识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恢复常识,绝非易事。我为此写了两条微博:

思想是独立探索人类道路的火把,是打开人类心灵枷锁的密码。它遗世独立,甚至很长时间不为多数人所解,但它宁可寂寞开无主,也不应成为迎合民粹的招牌、趋炎附势的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华美包装。丙申年中秋大焕有感于张维迎林毅夫关于经济政策之争。

林毅夫为甚么深得官心?因为其强化固化投资型政府的政策主张,符合学理不清又急于事功的某些高层任期内的政绩要求,通过巨额投资迅速做大鸡的屁。也通过巨额政府型投资,支撑起从上到下整个官僚集团的巨额腐败利益。但这种投资,多半是环境的灾难也是民众的灾难。这是「中国模式」或曰「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真相。林毅夫不过是个道具,没有林毅夫,也会有张屠夫。

有人就和我争论:「还是用事实说话的好,别扣帽子,这些年不是投资,中国经济不会发展这么快。」

我说:「不要政府投资,只要政府松绑,还人与市场自由,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1978年以后,农民、农村发展得好,并不是因为政府关于农民、农村的产业政策,而是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了!同样,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缘于部分市场的开放,以及人的部分自由──部分的择业和部分的迁徙自由。

他又说:「在中国国有资本及强势政府的情况下,不提政府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客观的。」

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先把你自由创造的活路掐死,然后恩赐你一个劣质面包,还让你感恩戴德,视掠夺者为救命恩人。」

他说:「天天天叫唤,也没见你起来造反,别说起来慷慨激昂,有屁用。」

我说:「滚!你这叫做理屈词穷恼羞成怒!」

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表现。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原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在特定情境下,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长久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们,也会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敌人。倒是身居高位者,不乏对此有清醒认知的人,比如汪洋在广东任上的时候就说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其中性命攸关的关键一步棋。没有法治和自由市场,就不会有未来中国的顺利发展。至于对林毅夫的评价,我想借用风格纯粹的话来说:

「林毅夫跟杨小凯先生的争论错在把国家当公司!林毅夫跟张维迎的争论错在把政府当成先知!林毅夫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就是看到朝廷需要甚么,他就杜撰甚么理论。他哪有甚么思想,他是一个为朝廷定制理论的。

为啥我这些日子调侃林毅夫的人品,而懒得撰文他这次跟张维迎教授之争呢?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他不懂国家的主要角色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吗?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法治,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啊?他在芝加哥大学应该能学到啊。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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