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2

邓小平设计的宪法造成当今中南海府院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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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两个制度背景

当下在中国讨论总统制问题必须首先面对两个制度背景,一方面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体制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称之的“邓小平宪法病毒”。在中国的当下,这两个东西,既是习近平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也是习近平几乎无法摆脱的权力制约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党、一个领袖这种体制,习近平又如何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同事提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他如何又能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去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把宪法上明定的拥有领导和管理经济大权的国务院和国务院掌门李克强架空?

邓小平于198245日找彭真、胡乔木谈宪法问题说:“总理是国家首脑,主席是荣誉职务。主席写得虚一点,不要规定有什么实权。”

中共政治的一个领袖体制与一个党体制是共生现象,中共掌权以来,一个党──一个领袖体制只在毛泽东时期是连贯的,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一个党──一个领袖原则开始变形。胡耀邦、赵紫阳和胡锦涛虽然名义上是党的最高领袖,但中共已经出现了实质领袖和名义领袖的区分;毛泽东之后,共产党又生出了常委会集体领导制,七上八下帮规,还有中共高层领导的限任制等等,这些东西的出现,说明今天的共产党政治生态已经不同毛泽东时代了,这些新东西,如今是最让习近平头疼的,十九大、二十大,他最想废掉的,无疑就是这些东西。

所谓习近平集权,说白了,就是他想回到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毛泽东时代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确实是在向毛泽东时代回归,正因为这一点,总统制根本不是习近平的选项。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毛皇制,毛泽东根本不需要什么总统制来抓权。

现在的1982年中国宪法,被认为是中共最好的宪法。相比1975年宪法,它确实是好一些,但它未必比1954年宪法好。1982年宪法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部宪法有邓小平病毒,正是这种邓小平病毒成了今天所谓的中南海府院之争的制度根源之一。

曾经参加1982年宪法讨论的严家其先生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家元首应该掌握军权,不能另外设军委主席。严家其先生说:“我当时提出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在武装力量的统帅权方面能不能分开?只有极少数国家是分开的,那时候伊朗是分开的。如果中国要分开是会出事的,不能分开。”

导致国家元首没有军权的立宪背景是,邓小平当时要掌握实权,但他又拒绝接受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于是,中国宪法的执笔者殚精竭虑地特别为邓小平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制度:第一,让邓小平掌军委主席,且没有限任制规定,而宪法对国家主席、总理和委员长均有任期限制,这种限任制被认为是1982年宪法引领的一大政治进步。记得尊师肖蔚云先生上宪法课时说到,当时上面只是吩咐要写军委这一节,但他们查遍世界各国宪法,最后仍然不知道如何写,这导致最后出现在宪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节的文字内容在篇幅上与其它国家机构极不相称。

第二,因为邓小平说了他不当国家主席,宪法上没有给国家主席分配任何实权,行政权全部授予了国务院总理独享。从1982年宪法设计的原意看,国务院总理负责制就是孙立平先生提到的最有效率的体制──“首长负责制”。

江泽民时期,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均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开始侵蚀行政“首长负责制”。其标志性事件是,江泽民通过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权力。可以说,江泽民时代据此宪法修正案开创的“元首外交”是行政双首长制的一个突破口。今天的习近平能满世界访问送钱,应当感谢江泽民。

当今习近平与李克强、习近平与刘云山的缠斗,习近平的军改,习近平被迫担任各种小组组长,其中涉及的除了少部分与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有关,大部分是习近平在抢夺行政权。如果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实权的,宪法中的军委主席,国务院这两块都是多余的。按照现在的宪法,在行政权上,习近平除了统揽军权、与李克强分享外交权之外,他的其它权力为零。现在的中南海南北院争夺的背后,是习近平以党的领导的名义,继续自江泽民时代就已经开始的改变国务院总理负责制的继续,在实质上等于以党的领导颠覆中国宪法。


来源: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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