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小心左祸乱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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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左总是打着政治正确的面孔,做着错误甚至犯罪的事。问题在于,如果不从体制上反左,只是通过运动和政策反左,左也就反得不彻底。左只要抓住时机,披着新的外衣卷土重来。

「左」绑架了中国现行的体制,使之偏离中国改革既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目标。

左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招牌菜。左有极权的逻辑,也有极权的优势,更有极权权力的追求。只是左这么一来,坏事也就接着来了。

就目前来看,正是左绑架了中国现行的体制,使中国现行体制越来越偏离中国改革既定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

第一,民主目标被左扭曲为官主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反思基础上的,其次是建立在经济发展迫使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基础上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推进民主,就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都是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结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始于文革。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实现方略却随着中国的实践改变而改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由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并配合有经济自主化的社会力量,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滞后,但也能做适时的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惰性和顽疾,再加上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政治体制在实践改革中因受既得利益集团的绑架,从而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三十年之后却具有了严重的滞后性甚至停滞性。公权力政治公信力低下,政治合法性资源流失,社会焦虑感加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搞民主的,因为一旦搞民主,他们就会失去利益,甚至会上审判台。但他们又不可能放弃民主的旗帜,否则失去权力形式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充填自己的私货,让民主变成权主、官主,或打着民主的旗号行使如学者吴思所说的「官家主义」。

第二,市场经济目标被扭曲为计划经济目标。计划经济本来已经走进历史。走进历史的,也可以走出来。只要左还在那个地方,左就可以把计划经济拉出历史,走进现实,以达到与左共谋的目的。其主要表现就是权贵打着公正、维护秩序、加强管理的旗号介入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扭曲变形。官商勾结,使市场经济变成官商经济、权贵经济,权力让市场失去活力,让官员失去压力,让权力加上市场的翅膀,让权力在权力本身和市场经济两个领域获得双丰收。

有意思的是,计划经济逻辑上就会导致懒政,官员无所事事。通过左来反腐败,官员懒上加懒,什么事都不爱干,什么事都不爱管,一管就可能出事,一出事就会给官员带来麻烦,甚至面临着下台的风险,于是官员就在那等着看热闹,等着看别人如何下台。结果就是,经济在下滑上出现了加速度,官员在上升时就出现了减速度,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拒绝升官,提前告老还乡,求个政治安稳。

第三,社会公正目标被扭曲为效率目标。被扭曲为效率目标的典型特征就是以GDP为核心,以政绩为主要驱动力,以中国梦为精神支撑,以大国崛起为主要标志。但是,与其紧密相随的就是腐败严重,公平正义难以彰显,社会底层难以分享到基本的红利,从而导致官民矛盾加剧。现在仅微博、微信发布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生态维权事件就层出不穷,这显示了官民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公开化。这些事件都与社会公正被破坏、官员盲目追求效率、追求政绩、追求升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也表明,一个国家不管多有效率,如果效率最后没有落实到社会公正上,没有落实到公民权利、公民尊严上,那么这个国家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脆弱而不稳定。

第四,文化自由目标被扭曲为文化工具目标。文化的繁荣程度取决于文化的自由程度。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文化自由,文化繁荣即使有,也是虚假的繁荣。正如没有体育自由,举国体制的金牌至上最后也会沦落为一文不值的地步。现在文化上左的政策,使得文化在繁荣的背后变成文化沙漠。

总之,左只会助长绝对权力的绝对腐败与绝对滥用。左只会培养权贵集团,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左只会败坏经济,让中产阶级和精英跑路。左只会败坏政治,让政治听不到社会健康的批评声音。左只会败坏文化,让文化的虚假繁荣取代文化的真正繁荣。

左祸真会乱中华。

来源:东方日报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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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匿名 说...

包子是最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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