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7

林荣基1.5万字亲述书店事件: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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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

林荣基
   
    拉开窗帘,日光猛然泻进来。天边的云层卷得低低,将鲤鱼门一带,压成一小块。天海一色,海面没见几艘船只。优美的海岸线,衬上几座墨绿色小山,本来一幅大好风光,让对岸的堆填区破坏了;眼角余光,山坡像扶撕开的伤口,露出片片泥巴。下面十几座货仓、二三幢车厂,将海湾围成避风塘。几支趸船吊臂,各自从防风雨的绿帆布舱口伸向天空。毗连旁边的尽是小船、驳艇。隔着狭窄的水道,泊了几艘拖网,船舷黑白双间,临近黄昏,依然耀眼。
   
    远望海岸天色,想起那段经历,断断续续,不太真实。

韶关
   
    保释候审期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做义工,工作轻松,按编号上架,比分科容易。由于是儿童部,学生上课,因而没多少事做。时常早下班,到附近的咖啡馆闲坐,或者在江畔散步;每天,总有太多时间。
   
    小城三江六岸。起程之初,问押解我的专案组员,韶关有多大?二人摇头,未去过。我大约三十年前,跟团经过采风楼,再去南华寺,住城外,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等于未住过韶关。
   
    抵步当天,问接管我的劳警官,他开着车子,笑而不答,大有来日方长,不妨慢慢逛。

    比起单独囚禁宁波,不准踏出房间半步,只能望天打卦,人在韶关,相对自由得多。在酒店安顿好,当晚看地图,不甚了了。最后用押解我到当地的史先生给我的手机检索,才知大概。
   
    整个韶关市,分成三区:曲江、演江和武江。面积大不过九龙。我住的是滇江区,人口只有31万,不及官塘一半。大抵过去五个月,一直对我提审的专案组,见我表现顺从,不担心我有异动,办完移交手续,陪我重游旧地,去了赵丹霞山,三天后返回宁波。
   
    此后星期日、一放假,到图书馆上班,傍晚去派出所报到,变成日常生活。 我后来公开事件,大陆就利用舆论抹黑,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想掩盖事实。除了几个同事和我的女友,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强迫陈馆长上电视。为甚么说是强迫呢,因为馆长私下跟我说,早知道事情原委。那天看他上电视表情十足,不禁替他难过;一个正直的文化人,被迫公开做违反公义的事,必然内心有愧。但愿他知道我理解他。
   
    由于我这种保释犯,算是小儿科,毋须动用到市级单位,于是把我转到地级派出所,交由周警官看管。韶关地处粤北,也是南方,稍为翻过书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南北差异,一般而言北方较南方保守。根据从何而来?看近代史就明白,几次近代革命在哪里发生?不就在广东吗,这是因为广东早已跟外国通商,外国人开明的办事作风,随经商传播到此;而所谓革命,说到底,正是新思潮带动社会改革。这就不难理解,南方一向较北方开明。
   
    周警官何止开明,我有时觉得,他比我更世故。除第一次在派出所办手续,他穿着警服,以后见面,都是普通衣装。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跟他接触,是无法觉察他是当差的。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办公桌后,跟押解我的人互签文件,到我划押时,多次打量我,神色严厉。我不觉暗暗叫苦,眼前分明是个恶吏,不要说平时避之则吉,如果是朋友,也是少交为妙。可我却要留下跟他相处。当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他们谈完正事,握手送客,关上房门,回头笑了笑,态度却友善起来。
   
    返回桌子,他拿出保释文件,向我重申,必须遵守所有条文,如违反任何一项,会立刻取消。
   
    接着检查手机、看我住的房间。
   
    周警官前后两种态度,让我有点意外。开始是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周警官就摘事记下,然后问话。下班有没有遇见甚么人?有没有向人透露住址?接过来历不明的电话吗?有没有向传媒--特别是香港传媒谈过情况?诸如此类。我当然照实回答,如让他发现虚报,等于违反保释承诺,会将我收监。周警官负责社区工作,近似香港警民关系,经常外出,每天回派出所问话,太花时间,于是改在酒店大堂。这样不久,他有时没空,干脆电话联络,做些笔记,如此了事。又不久,他看管我愈来愈松,到后来见我放假,有点无所事事,着我跟他去探访民居,甚至看他的朋友。
   
    由于常常见面,一同外出,周警官跟我无所不谈,惟对的我案件,却鲜有提及。只在语言间听出他非常了解,对我所谓的犯罪行为,看得很轻。又不是杀人放火,不过帮人打工,寄几本书,算得了甚么?他私下表示过。周警官脸肉横生,粗眉角眼,有点哨牙,生就一副恶相。后来看惯了,原来两码事。当他默不作声,若有所思的时候,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我开始时给骗过,观察他怎样跟人打交道,才渐渐明白,周警官原来是个随和的人。没几星期,专案组的人又来,约略找我问话,周警官坐在那张柚木桌后,不苟言笑,有时讲几句我的表现。晚上周警官请他们吃饭,我不便在场。至于他们密斟甚么,周警官没说,大约是商量处置一只圈养的羊。
   
    把我圈养在韶关时,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居然给我手机,真是一把两刃刀。为了监控,他们交我一部小米,要求待机,随时追踪。这是一个不小疏忽。囚禁宁波时,是十一月份,由于我分居的妻子报案,传媒已查探到一家小书店四人失踪,公开了事件,不独全港哗然,也引起外国传媒关注,连篇累幅报导:大陆政府涉嫌破坏一国两制。为了平息事件,他们漏夜要我报平案。提审我的史先生是宁波人,不会广东话,先把我要说的话,用广东话写在纸上,后来不放心,找个晓广东话的刑警在旁监听,怕我透露关押地点。那时候我处于隔绝状态,对香港发生的事惘然无知。
   
    意外获得手机,我约略浏览韶关地图,就拼命查看相关报导。当我清晨五六点,站在濠景酒店三楼8315房窗口,天色初明,透过那棵巨大的樟树枝叶间,看着疏落的汽车从环形天桥底穿过,开始寻思得到的讯息。尽管那些全是党报党媒的报导,但从中国外交部几段简单反驳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的外电声明中,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2016119日,一名药房员工在铜锣湾书店入口旁拜神

    然而有许多细节仍不太明白。怎么张志平、吕波和李波都被关押起来呢?在宁波时,那个姓史的让我看过桂民海的资料,说他十三年前,因为醉驾撞死一个女大学生,后来用假证通过泰缅边境弃保潜逃,目前已关押起来,等着追究判刑。姓史的要求我写一份对桂民海的感受,想看我的取态;如果态度正确,对日后判刑有点帮助。我当然大感意外,原来我的老板在大陆有刑事在身。醉驾撞死人、弃保潜逃,不要说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也是该谴责的。当我把几百字感想交出,姓史的又给我一篇文章,那是内地一个记者旧文,批判桂民海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如何犯了事却不肯承担责任,最后一走了之。但我细读内文,反而疑窦顿生,里面说桂民海保释被判缓刑,于理不合。一个被判缓刑的人,怎么可能弃保潜逃呢?反正不用坐牢,最多赔偿了事。只有笨蛋才逃跑。该文显然是事后写的。在桂民海出走后,内地法院才宣判他缓刑,好让人觉得,连缓刑都不肯,桂民海应该千刀万剐。姓史的多此一举,让我觉得事件真假难辨,但那篇文章,分明做假。
   
    大有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在宁波被提审二个月后,即2016年初,他们才出示具文检控我,在香港通过邮寄大量图书,触犯了中国法律,罪名是《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先不说我是打工,只属从犯,书籍在香港进行交易,本来就合法,所谓违法经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条罪行缺乏法理依据。何况邮寄的是我,把我捉将审查好了。如果说吕波和李波由于是股东,算是主犯,那张志平呢,他不过是打工,没有理由把他也关押起来的。这不等于有个香港老板,说过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不但把那个老板,甚至连打工,等他们进入中国大陆,一并扣押起来,告以煽动宣传叛乱罪同样荒谬吗?又或曰,书店曾经通过网络邮购,在大陆网银进行过交易,等同在内地经营。且不争拗大陆法例有没有这条文判定,即便有,大陆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控告,怎么可以不声不响,像黑社会那样,待书店的打工和股东,先后进入中国境内,突然统统扣上手铐、蒙着眼押解到宁波的呢?
   
    在韶关三个月,我始终搞不清楚大陆关押我们,怎么又会牵涉到破坏一国两制?当时我还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胁迫上大陆,不像我们三人过关押走。我试图从那些党媒的报导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可始终窥探不出究竟。就在三月底,我被押解到韶关前三天,突然转送到深圳的麒麟山庄,跟他们见面。在丰盛的晚宴上,我们谈及宁波监视居住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张志平和吕波关押三个月后,已获保释,二人分别到过东莞和东北。再过几天,他们还可以回香港,办完私事再返大陆。李波当时言笑晏晏,说是自愿回来执手尾,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很抱歉。为了表示诚意,他拿给每人十万元作为补偿。到第三天一早,我被关押五个月后,又从深圳押到韶关,开始了保释候审生活。
   
    周警官爱散步行山,我也一样。有一次在他家楼下起步,沿北江去百旺大桥,快到那里的近水楼台,我问他,为甚么寄书这件小事,会搞成国际事件的?周警官像听不见,指着堤外说,你看,昨天江西下大雨,今天北江发大水了。我看着翻滚的浊浪,明白他不想谈。

    周警官对我够好的了,没将我当罪犯,像朋友一样看待。他同情我的处境,但他不想牵涉进去。过几年他退休了。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儿。他想安享晚年。他生在这种体制下,就要按这种体制生活。勿再说了,好不好?我们保持步速,周警官不发一言。但我听见他的心底话。
   
    四月一天深夜,有人拍门,觉得奇怪,我在韶关没有朋友,除了周警官。要不是劳警官?他偶然来看我,但他跟周警官一样,都住武江。有甚么急事?停下音乐去开门,两个小姐站门外。前面的稍矮,样貌不怎样,另一个有点姿色,跟我差不多高。两人默不作声。目光朝陌生的脸孔上游移,我忽然明白过来。搞错了,我说,要关门。然而门边被人用脚顶住。甚么?前面那个问。原来不晓广东话。搞错了,我再说一遍。她们看着我,没打算离开。我约略看门边,向她示意,最后她明白了,我随即关门。
   
    回到香港后,当我在立法会休息室小憩,陪我的何俊仁收到whatsapp,打开看,然后说,还没见记者,抹黑先来了。我看看,门外像旧居,里面的女人声,听得出是前妻。我记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恐怖,假使我当时乱搞,被拍下过程,现在有人拿出来公开,岂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证?这种艳遇看来刻意安排,那些人都防着我,处处留一手。

    到了五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除了观察、同时通知我,北京批准我回港探亲,但要把书店的电脑取回来。我大惑不解。上面只有读者订书资料。你们不是有软件复印吗?我被囚禁宁波时,专案组的人打开过,要我指认一些人。当时我非常诧异,怎么他们都弄到手?是有人偷偷溜进书店盗取,还是找谁帮忙?我后来知道是李波,正是提审我这个史先生说的。接着他跟我解释,用软件复印本做呈堂证物不太可靠,书是你寄的,资料是你打上去的,由你带硬件过来举证,最靠得住。我被囚禁五个多月,又被迫留在韶关两个月,待到六月起程,足足离开香港八个月。我挂念我的亲人,我的老师。老师年老多病,快死了。我非得回去不可。
   
    到了六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换了人。原来史先生的副手不见了,来的是更高级别。史先生说是陈处长。他坐在梳化椅上,中间隔着茶几,看了我一眼,没怎样作声。周警官泡完茶。请慢用,陈处长。周警官看看我,离开房间。是这样的,姓史的先开口,坐另一边,带着谨慎。去香港本来两日,我们考虑过,你不宜留得太久,现在改为一日。他停一下,看看处长,那边没指示,于是又说,你看看怎样?当时不是说好两日吗?我问,觉得毫无道理。现在改了,史先生看着我。我看那个处长。你也考虑一下。他说,然后喝茶。

深圳
   
    快到广州站,几个乘客预备下车。我看一下表,大概10点到深圳北,中午可以过关了。隔着走道,他们坐另一边。后面有人站起来,伸手取行李,姓史的稍稍欠身,回头看了看。处长握着椅背,朝车窗外望。我靠回椅子,合上眼,看了一会儿书,有些眼倦。随后高铁缓缓起动。人在黑暗中,跟着轻微摇晃,感觉像上次那样,如果被带上手铐,同样蒙着眼,只是方向相反。
   
    20151024日我被十几个人从关口押走,带到深圳一个派出所,待到夜晚,两个人进来盘问。你就是林荣基?隔着犯人栏,一个坐下来问。另一个很面善,我忘记在哪里见过。他就是那个姓林的,面善的说,没坐下。你知道你犯了甚么事吗?坐着的问。我摇头,只能坐着,因为被锁在犯人椅。是他了,那个面善的笑着,有点兴奋,像捕获了猎物。然后我认出他。几年前我带书过关,打算帮读者寄,结果被发现了。那次扣留了六个多小时。诘问的是个北方人,五十出头,广东话说得地道,表示是国安局,说自己姓李。这个面善的后生,当时也自称姓李,是当记录的。问话三小时后,北方人查出我确实是小书商,不过帮人代寄书,没别的企图,于是离开房间,安排放人。两个人待着,然后谈起话来。没想几年后又并面。
   
    你升官了,我以为他认得我,可以证明我不过是卖书的,有点高兴,觉得很快会离开。原来不然。我的话惹恼了他。他猛然拍台就骂,你知道你现在是甚么身份吗?你搞寄书这种事,意图推翻中国政府,我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们就是向你这种香港人专政。我大为诧异,有些不大相信。我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工具,用来对付阶级敌人,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
   
    我觉察事态严重,但同时有点糊涂,想他再说一遍,以确定一下。可是他似乎意识到漏了口风,余怒未消,只是瞪着我。旁边那个打开笔记本,年纪也不大,三十出头,示意同僚坐下,开始审问。
   
有团体到中联辨请愿要求交代五港人被失踪事件

宁波
   
    20151025日夜晚,被扣手铐蒙眼戴上鸭舌帽,坐十多小时动车后,我被带离车站,转移到一架七人车,大概也坐后座。这之前在深圳关口,以至监视居住期间,多次被带到另一个地点拍视频,就是坐这种车子,夹在二人之间。经过约45分钟车程,路有些颠簸,我被扶上一幢建筑物二楼,进入房间。有人解开手铐眼罩除帽。我还没看清楚环境,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那里有块六尺高半透明屏风,用作蹲厕间隔,然后脱光衣服,大字蹲下接受检查。跟着换上橙色囚衣、水泥色绵布运动裤。我犯了甚么事?蒙眼上动车之前,我的眼镜被取走,猛然的灯光让我只能眯着眼,我再一次问,依然没回答。
   
    早上七点半被叫醒,梳洗完待到八点,然后吃早餐。那是碎成芝麻状的粟米粥、一个馒头和煎蛋酸菜等。当我预备吃时,站在屏风下的看守走近,生怕我有别的动作。我一边吃,一边仔细观察四周。前晚我在深圳被锁在铁椅上,审问完无法睡;在动车上虽然被蒙眼,但我一直强起精神,留意停站。我全程焦虑不安,迫切想知道押到哪里去。昨晚我太累了,当他们指着一张床,示意我可以躺下,我倒头便睡去。一挨我吃完,看守立即把塑胶餐盒和胶匙取走,交给门口另一个看守;那个坐门口的,抱着双臂始终盯着我。
   
    我知道稍后有人问话,趁这段空档,我尝试理清思路,搞清楚状况。不过一天时间,我就被人押到千里之外。我拿起给我穿的塑胶拖鞋,看看鞋底,上面印着生产地:宁波。我确信是被关到这个地方,因为昨晚下动车的时候,我偷偷地抬头从眼罩边看,瞥见亮着的宁波站牌,而前一个是雁荡山。这里是宁波吗?我拿着拖鞋让看守看,两个人还年轻,看起来稚气未消,还没有被训练成愤青。然而就像我多次追问,究竟犯了甚么事,同样无回答。我回头看,后面那个也光盯着我。这时,有两个人进来。
   
    我站起来,隔着两张并起来的格子距离,他们先是站着,等后面的看守离开,让前面那个取来椅子,才先后坐下。那个高个子审视我一会儿,回头确定看守走了,才坐下,打开带来的手提电脑,另一个打开笔记本。也是先问姓名、香港住址、工作、职位、书店为甚么顶让给巨流等等,跟深圳审问的差不多。然后就问寄书的事,从甚么时开始寄,寄的是甚么书,寄了多少,通过何种方法寄,等等。我如实作答,他就用电脑记绿下来,一直脸无表情。那时我又试着问,我犯了甚么罪行?高个子打字,没表示。我看另一个,他靠着椅背,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我大难临头,居然还不知道。然后那个高个子交我一张纸,要求签字。上面列了两个条款:一是答允自愿放弃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愿放弃聘请律师。
   
    这样持续问话,从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到年底变成二三次,他们问起书店的同事来。吕波、李波和张志平,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一五一十回答,高个子又问我有没有吕波的手机号。三人中我跟吕波比较熟稔,我们不但先后在田园书屋工作过,我还跟吕波的妈妈在田园共事过。我离开田园不久,他的妈妈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世,作为同事,我当然要去送行。可以说我跟吕波交谊比较深。我记得被没收的银包中,有一张名片上记下他的手机号。他这样一问,我倒以为吕波没事,仍然在香港,我反而有些担心起他仍在东北的太太来。我当时确实很天真,只要我诈作不知,名片上的手机号并没写上他的名字,吕波会没事的。
   
    真的不知道?我摇头。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故弄玄虚,吕波其实比我更早关押起来。他们不过试探我是否老实。高个子最后对我笑了笑,我一直不解其意。
   
    看守我的年轻人,每天二人一组,分六组每次两小时,全日轮流监视。由于天天见面,有两三个还不怎样,愿意跟我谈些话。其中一个后生是当地人,生得相貌堂堂。有一次趁我梳洗,他拿着绑住绳子的牙刷,蹲下来悄声说,隔壁有个人很高大,好像是你的同事。这之前我请他帮我留意过,他当时轻轻点头,没敢多说,因为不足三百尺房间,布置了三个监视器。我停下漱口,才开始明白,那个提审员离开时,对我笑了笑,原来吕波也关押了,他知道我说谎。后来也是这个后生,帮我一个大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很喜欢吃干妈酱(辣椒酱)?她有没有哭?我立刻问,她非常胆小,这次累她受苦了。他约略点头。再帮我一个忙我小声求他,叫她不要哭,我就在她附近。然而他这次向我使眼色,有人在视频看着呢,他帮不了这个忙。
   
    短短三个多月,孤立无援,我不晓得是在这种了无终止的审问下,还是在没有罪名的、遥遥无期的关押中,开始想到了自杀。每当我仔细察看,四面墙壁都用软垫包住,试图撞断颈骨显然不行。上吊呢,楼底有近二十尺高,根本没法把裤子扭成绳子挂上去。而那幅伸手不及的偌大的玻璃窗,本来有道铁栏栅,却被铁丝网封掉,徒手掰不开。至于那个装得高高的花洒头,呈弧形状,挂不上任何东西。整个房间布置,让人越看越恐惧。因为很明显,过去有人被单独囚禁,长期隔绝,最后精神崩溃,曾经了断过。这种种措拖,正是防止人自杀。我那时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萌生了死念。对于死本身,我自觉不太害怕,反正人不免一死,我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忽然好像体会到,一个人寻死的内心感觉。
   
    无法自杀,只好继续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然后又是不断提审,直到2015年底,有一天,高个子打开电脑,让我看上面的邮寄记录。我暗吃一惊,但还是装作镇定,按他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这个人住新疆,为甚么寄过几包书又找广东人转寄?那是先前邮寄被当地海关没收了。我教他如果广东有朋友,先寄那里再转寄,大多收到。为甚么要先寄广东呢?
   
    因为广东易寄,可能是进出口迭繁,只是几包小书,海关忙不过来,不太为意。全国各省各市,怎样寄书容易收到你都清楚?
   
    我点头。
   
    你为甚么这样清楚?
   
    寄多了,自然有经验。
   
    上边这些摘要,就是要注意的事项?我更靠近看,没有眼镜,屏幕上的字比纸字更难看。那是某些省份平邮和快递的邮寄方法。其中一项注明,如寄杭州,平邮挂号多数没收,因为平邮书籍会转到上海,几乎所书籍到上海关口多数充公。如通过邮局快递,会转到温州海关抽查。而温州就像广东一样,进出口繁忙,快递更易收到。我再次点头。看着屏幕,同时暗忖,读者的订书资料,他们是怎样得到的?莫非是拿了我的锁匙,派人到书店盗取--他们不是胆大妄为到跨境执法吧?
   
    大约接触多了,高个子晓得我寄书似乎没别的企图,而他也喜欢看书,有时当着副手,仍不嫌避忌。港台有哪本书最值看?他问。《黄祸》吧,我不加思索,也是禁书。书说甚么?他有点兴趣。我约略介绍,那是一本中国政治预言小说,写得很有味道,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预言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即是非看不可?他笑着问,旁边副手陪笑。然后他就关了电脑,预备离开。可不可以帮我换些书,我问。他看看旁边几本书,那是之前借我的。他知道我闷得发慌,尤其一个人处于了无期限的审问、了无期限的囚禁中,没有别的寄托,是会胡思乱想,甚至会发疯的。
   
    过几天吧,他看看我,拿起电脑,转身离开。
   
    平心而论,提审我的高个子--他后来自称姓史--对我不算严厉,不像在深圳拍台骂的愤青。那时我仍搞不清楚,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宁波刑警,抑或是中央专案组。对于自己的身份,他始终讳莫如深。过了几天,姓史的又走来。我以为有书看,有些高兴。然而他只带着手提电脑,脸色有点阴沉,同他的副手一样。像惯常等看守离开后,他打开电脑,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那是控告我《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的认罪书。抬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项列了些年月日。我抬起头,副手要我签名,就像被囚禁宁波当日,被要求签放弃条款。我想,既然上次签了,这次不能不签。尽管我知道这也是违法办案。
   
    很好,姓史的见我签了,脸色稍稍宽容。接着他就把电脑打开,让我指认一些人。我俯身看屏幕,是读者邮寄资料。有些是通过电邮下单,未见过,有些是到店购书代寄。这个是甚么人,你知道吗?我看着游标上的名字,跟他说,都是些普通读者,我不晓得他们的背景。然后又掠几个,看我是否熟识。我一直摇头,他知道我配合,我唯一说过的谎话,是吕波的手机号,这个他分明理解。
   
    没过几天,要我写悔过书,我本来没犯罪,不知道怎样写。唯有这样开头:因为我犯了罪,现向中国政府诚心悔过。好不易东拉西扯,填满一张 A4 纸。隔天副手来取,大约交给姓史的过目。我以为敷衍过去,走到窗下,又去望天。从这一边,可以看见对面大楼。有时我借故解手,走上蹲厕台阶,跪脚察看外面。我数过大楼有二十面大窗,五层高,很可能跟这幢一样。右边还有几幢。如果没有雾,可以望见几个山头。后来我被安排拍视频,移到走道另一间房,看到背面的大楼旁边也是小山。估算我关押的地方,三面环山,早晚有雾,该是个地盘。加上那段时期,我被蒙眼坐车出去拍视频,都是从右后边来回,等于只有一个出入口,因而更加肯定。后来香港新闻报导,说关押我们的是宁波慈溪看守所,从照片上看,似乎搞错了,至少那地方不像地盘。再加上我曾偷看过大门口,只有一个电动大闸,完全没有标示的。
   
    一天姓史的进来,把悔过书放台上,叠住几张A4纸。他要求我重写。我觉得很困惑,不知怎样写才能使他满意。隔着两张台,他又打量起我来;每次提审,我有时答复得可疑,就会用这种神情看我。他身材高大,如果稍为健硕,可能比吕波更魁梧。每次面对他,我不得不抬着头。他的样貌极容易辨认,尤其是鼻子,跟香港的陶杰有点似。颧骨不算大,因而显得脸颊有点瘦。一头短发下,眼睛很善观察人。我无法捉摸他的要求,到底他想我怎样忏悔呢?强迫一个无罪的人写悔过书,等于叫一个清白的人虚构案情同样可笑。我跟他对看。后来也许理解我,也许想把事情早早办妥,他收回视线,想了想,最终坐下来,拿过纸,写下五六个要点,算是教我写,表示明天要交。
   
    一到二月间,我签了认罪书和悔过书。当时以为案件差不多,所有程序都办完,只等上法院判刑。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好让我参考。2011年有个东北人,亦是犯了《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金额三十多万元,最后获刑五年。他跟我说,如果中国政府追究我从2014年顶让后的刑责,由于邮寄书款不大,只有十几万,很可能判刑两年。我当时已经认命,知道上法院是走过场,大陆所谓法院只负责判刑,因为所有疑犯提审完,已定为罪犯,请律师不过是求情。没料到事情原来不简单。
   
    往后他拿了些书问我,第一次约八九本,全是巨流出版物。你为甚么向人推荐这本书?在过道另一间房,当天预备拍视频。那是《习近平内部讲话》。我跟他解释,因为这本比较可靠。
   
    为甚么?那这些都不可靠吗?他拿起其他书。我说这本书主要转载习近平提出怎样以意识形态管治,七不讲内容有关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史先生你没看过吗?我随便问,觉得有些奇怪,这书在大陆不易看到,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好奇,何况是禁书。姓史的看着我,没说话。他大抵认为这类政治八卦书,全都做假,即大陆所说不“靠谱”,不值一瞧。我见他没表示,于是接着话,七不讲的内容其实两年前网上疯传过,北京有个前女记者叫高瑜,当时转发给《明镜杂志》刊登,后来作为罪证,被控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这就证明是里面说的是真的?他这时问,还是不相信。当然不能简单证明是真的,但中国官方却从未否认一这时我看见后面的摄影师向我打手势,要坐好,他预备拍了。
   
    那时候已拍过些视频,前几次所谓的认罪,都是根据他们给我的剧本照本宣科。姓史的兼作导演。最奇特的有一次,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车程大概半小时,在停车场下车,因为要上落楼梯,他们可能嫌麻烦,过早地帮我解开眼罩,让我可以自己行。就在落到底层时,经过通道,一个女警迎面走过,肩上的警徽是宁波公安局。当我像上次那样,走进同一间房,坐上犯人椅,预备拍摄的时候,那女警换了便服,也进来坐在墙边。方小姐吗?姓史的坐在状似法庭的审问座,女警点头,他打开案头文件,约略核对一下,就又说,方女士坐着就好对方点头。他的副手打开背后的摄影机,然后二人并排而坐。随后一问一答,就按照事先排练好,依次进行。录影完后,我有些好奇,问姓史的,刚才那位女士坐着做甚么?他一边忙着收拾摄影器材,一边说,那是证人。我不禁诧异,刚才那个分明是女警,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而所谓的证人,就这样随便找?他们一直违法办案不说,居然儿戏到这个地步,真叫人难以置信。
   
    后来发生的事,却不禁让我担心。为了申请保释,后来拍了一个视频,连同那篇悔过书一并交给北京,我当时正等消息,不想姓史的一天说,上面不满意。那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如果不批准,我可能过年要入狱。没几天听到另一个消息,北京会派人来,说是观察我。我当下觉得不妙。一下午,两个人进来,我正在蹲厕旁边洗衣,只好急急出来,返回坐位。等他们坐下,我正预备坐,其中一个突然拍台,表示不许坐。我吃了一惊,只好立着。另一个开口说,你知道我们是甚么人吗?我摇摇头,惊惶未定。接着另一个又拍台,我们是北京专案组的,你出这种书,诬毁我们国家领导人,你这种人十恶不赦,我们可以把你专政十年二十年,甚至专政到死,香港是无人知道的,甚至像虫子一样把你掐死。这种突然其来的谩骂,我被闹惧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们轮番咒骂。这样谩骂了不知多久,我一直立着,后来两个看守走进来,我才发现他们离开了;很明显,保释无望。
   
    再拍过吧,悔过书亦要重写,姓史的后来说。重新拍了,悔过书又重写,再交上去。那时候快过年,姓史的知道我担忧到夜不成眠,大概想帮我,释出了善意。我搞不清是因为意气相投,还是别的原因,我明白他提审我,是按上级命令,而他有点同情我,想我得到保释。甚至后来跟我表示,可以为我写求情信,做担保人,只要我日后必须配合。那时我只好相信,因为我确实别无选择。很奇怪,几天后姓史的走来说,上面批准了。现在我们是捆绑一起了,倘若保释后,你弃保潜逃,我会被你害死的。我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对于史先生的帮助,我当然衷心感激,并且答应他,以后必定跟他配合。但现在回想起来,事情有点跷蹊,以我对史先生的观察,我仍然相信他,只是作为一枚棋子,做成他跟我捆绑起来的事情,看来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为甚么北京突然派人对我谩骂一通?眼看保释无期,有人知道史先生会仗义出手,那个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他了解史先生,而史先生作为既是刑警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头巾气也就同时有同情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如果史先生跟我捆绑一起,对我弃保潜逃的风险就少一分,因为我不能对帮助我的人不顾而去。比较其余三人就更加明显。他们都有亲人在大陆,而我只有一个女朋友。我当时这样看姓史的。除此以外,根据我后来看到的事实,整件事情还更有可怕的严密部署。
   
    农历年初,下了一场早雪。看着窗外时而绵密、飘飞的雪,让人心情稍为开朗。史先生过年前,交我一份批准保释通知书,不久可以出去了,但附带条件是,不许离开中国。我当然高兴,可以外面四处走,比终日囚禁好得多。下午医生量血压,我问宁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他摇头,帮我扎手臂。我说从未见过,可惜又不能触摸。我又说原来这么好看,确实比下雨好看多。有甚么好看的,医生微笑看着压力计,一边按橡皮球。我说两只会直线下,而雪花会飞舞,如果凝视片刻,还会有种奇幻感。他大约觉得我少见多怪、童心未泯,朝外面看了看。这时雪下得更大,一片白蒙蒙。接着他解下扎带,手臂的压力消失了。女人你摸过吧,还未摸过雪?他笑着说,把器材收好,然后离去。
   
    傍晚史先生过来,副手捧住些书。看封面颜色,我晓得是巨流出版物。桂先生对灰黑色似乎情有独钟,多数将封面设计成这种色,因而很易辨认。两人坐下来,副手把书交给我。这些编者,你认识吗?史先生问。我看看名字,不认识。另外这些呢?我接过来看,摇头,不晓得,更不晓得他想知道些甚么。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既然可以保释,还有甚么好调查的呢?他盯着我,有些疑心。我只好再说,事实上过去提审时,我已经表示过,我只是卖书的,出版是桂先生经手,撰稿人我不熟识。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比较出名?这时副手问。我想了想,觉得把书排列起来,更容易解释。我说这些编者都不同,因为全是杜撰的,巨流这些出版物,多数是拼凑,不好当真。我抽出《中央军之变》和《中共高官色情报告》,这个李明编了前一本,不知销情如何,为了保证销量,后一本改为张三,很可能出自同一人。那内容呢,你看过吧?史先生又问。我根本不会看,我说,你明知不可靠,肯花时间看吗?
   
    我当时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查探甚么,后来看新闻分析,有说因为桂先生预备出习近平情史,有人想阻止;有说某书泄露了军方机密,想问出消息来源,于是把我们扣查。这些我不想推测,我眼见的是,大陆政府通过暴力手段,把香港一间小书店摧毁了。

    真是度日如年,等过一星期又一星期,仍然没有放人消息。一天下大雪,吃过早餐,医生走进来,带来一块雪,我喜出望外,顿觉人情温暖。第一次触摸,原来又冷又硬又粗糙,跟女人肌肤差太远。是车道旁捡来的,医生说。守门过来看,本来不准带硬物,由于医生有特权,不好干涉,只得退回去。医生叫我坐下来,帮我按脉,大概正常,没说甚么,接着就离去。我把雪放到淋浴地,返回座位,稍稍掀开胶垫,取出几条线,又数起日子来。那是我被囚禁宁波第三日,从囚衣拆下的线。上面的橙色小结,共124个,即是四个多月。
   
    下午史先生过来,说是要拍半身照,同来的不是副手,却是个深圳旧相识。当我站起来,他拿着相机,另一只手推我去墙壁,叫我站好,举起相机就拍。每拍一次,闪灯就亮起来,而对着闪光,我就贬眼。他立即检视影像,大约不行,因为每闪一下,我就眨眼,照片里的我,全是闭着眼睛。史先生见他不行,接过相机,稍为调校,把闪光灯关掉,接连拍几张,再查看,点点头,表示拍好了。我返回座位,史先生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过几天可以出去了,但要先留在韶关。我看着史先生消失后,才知道原来他亦是中央专案组。
   
香港铜锣湾书店外张贴了失踪书店员工的海报

香港
   
    到了深圳北,打的落罗湖,刚好11点,当时可以过关,但陈处长说先吃饭,我不太为意。他们对深圳不熟悉,于是在侨社大院下车,掠了间小巷食肆。我吃得不多,走出门外抽烟,那时候透过玻璃门,警见陈处长迭迭看表,我意识到他们已约好,有人在关口,过关后会派人监视我。那时我仍一心一意,不当一回事,依照他们安排办事;下午跟姐姐吃饭,傍晚找李波取电脑,明早返深圳。起程之前,姓史的跟我说,大约九到十二月,桂民海会判刑,我们可以放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过了罗湖桥,当我被入境处职员截住,带进小房间,受警方查问。同他们三人一样,我按先前的吩咐:我来销案。我现在很安全。我不需要帮助。
   
    在便利店买了份《苹果日报》,等待片刻,没见姓史的和陈处长。拖着预备装电脑的行李箧,走去另一间,依然没见。过关前我们约好,如在第一间没见,就在第二间,但到底是见面接触还是装作不认识?姓史的语焉不详。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担心,怕被人拍照证明过境执法,会惹起悍然大波的。往后我见了传媒,公开了事件,在湾仔警署落口供,翻看当时入境视频,我是1125分过罗湖桥,他们是1155分出现,121530秒现身入境出口。我以为他们已入境,就坐地铁去白英奇宾馆落脚。我晓得沿途有人监视,好几次回头,但似乎没见。我后来索性不理,看见又怎样?我无法证明,反正回去再待几个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过去那样平静生活。
   
    然而当我在白英奇1207房,打开手机看新闻,已经有报导我入境,并且像他们三人接受警方问话后,不知去向。这引起我的好奇,虽说我早知事情闹大,成了国际新闻,但我仍不清来龙去脉,不了解它的严重性。我急着办的是见我的亲人、我的老师。但宾馆的电话不能用,手机也是。因为我问过管房,房间的电话有记录,会出现账单上,当我回去凭单报销、或是证明我住的地方,确实是按他们要求,否则是会严惩的,而且我怀疑那部小米有追踪。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去油麻地地铁想打电话,但不见。问职员,原来电讯公司取消了,现在人人有手机,哪个用?我到街外到处找,写打老道有两个街亭,但电话都坏了。附近有家小书店,是同行,认识快三十年,我知道他会借我。跟姐姐约了时间吃饭,再给老师电话,接电话是他的女儿。问情况,没事,身体还好。我稍为放下心来。我本打算饭后立即探望,但时间不够,去屯门来回至少三个小时。
   
    饭后去北角取电脑,站在地铁车厢内,几个学生谈话,展露笑容;有些人低头看手机;一个孕妇上车,有人让座;一个快递员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将包里分类。人人都无拘无束,不像我被人跟踪、被人操控。我到底怎样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被单独囚禁五个月,又被限制在韶关,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师都不允许,我要求打电话给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状况,我还预备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电话打给她,原来号码被注销了。他们一直欺瞒我。他们要我跟别人隔绝开来。他们的确欺人太甚了。他们凭甚么跟踪我、凭甚么让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说他们的办案方式十足黑帮。我开始感到气愤。我不是香港人了。而日后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后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会变成出卖别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将来只会做帮凶,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卖灵魂,我日后也会迫别人出卖良知;我今天变成他们一伙人,日后只会令更多人入伙。

    怎么办?
   
    挽着大而笨重的电脑迫地铁,不能转身。但我高兴,身边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尽管我丧失不少自由,我将来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监视。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身处香港,我喜欢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挤推,因为他们都有尊严。人有自由就会有尊严。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剥落,但我感觉到,这些有自由有尊严的香港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人逐片剥落。他们是会制止的。然后,他们会帮我寻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严,最后归还我,让我跟他们一样,做个香港人。
   
    我检视用胶袋和报纸包着的电脑,发觉李波拿错了。或者说,是别人拿错给李波。我那台电脑没这么笨重,我大概心事重重,沿途没觉察到。如果我诈作不知,把这台没有读者的订书资料拿回去,他们会追究的。我上次说谎,被姓史的知道了。但倘若我把电脑换回来,给他们带去,我就成了出卖人的人。诈作不知不成,换回电脑带回去又不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事缓则圆。我想如果拖延一下,只要深夜才通知他们,今天来不及换,就可以多留一天,让我有时间决定。
   
    于是我发短讯,说现在去吃晚饭。(这之前我发过短讯,说已经拿了电脑)。姓史的回讯,说可以,后来又发了一句话,表示第一次来香港,没觉怎样兴奋。我回讯跟他打趣:老兄又不是来出巡,是来出差的。我当时已起疑心,姓史的并非将我当朋友,他帮我求情的目的,不过做成捆绑的错觉;如果我弃保潜逃,就会害死他,好让我加重负担。我到底不能出卖朋友。但如果是真正朋友,是不会要求朋友出卖人的。
   
    我太爱香港了,我吃了碗面就去过庙街,我好多年没去过庙街,我困守书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欢看那些小摊贩,尽管有些会骗游客,我喜欢看那些算命先生装模作样,替迷茫的人指点迷津,虽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骑楼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欢看路边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摆通街,喜欢看几千个食客的吃相,我喜欢到处香港人,我喜欢香港人的质素,我喜欢看香港人在路边帮助人,我喜欢看香港人冲红灯,我爱香港人效率快。
   
    我举起手机,喜欢就拍,我不担心被跟踪,我知道此刻毋须顾忌,我今晚还是个香港人。

    凌晨姓史的接到电话,有些慌张。究竟书店有几部电脑?我说三部。有资料的是哪部?我用开那部。你用开的放哪里?放台头。书店有两张台,是哪个台头?就是收银的台头。书店两张台都可以收银,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即是去洗手间那个?不,是墙边那个。你又说是右边?我是站在收银后说,你是从门口望,左右当然不同。清楚了,等短讯吧。后来接到讯息,多留一天,明天下午换。
   
    我忘记第一次取电脑,是不是李波开门。应该是吧?但记忆中又不像,我跟李波谈话,他太太后来才出现。我搜索记忆,想起第起二次去取电脑,李太一直在场。是了,第一次是李波开门,李太后来才出现,当李波说到被人带上去,李太从玻璃房走出来,插话说,她发觉他失踪了,那一夜她很恐慌。然后第二次谈话,她一直在场。有些奇怪的是,第一次谈话时间比较长,足足个半钟,好像谈得不多,往往说到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第二次时间更短,只有一个钟,但谈话内容却更多。我们约略谈过吕波和张志平。吕波目前在香港,帮他埋尾;张志平来过一次,返回东莞,没有再回来。我们三人当中,张志平年纪最轻,我知道他当时吓坏了,曾经哭泣。我在宁波听到时,非常难过。于是又沉默。李波说书店被人收购了,昨晚看手机,我都知道。然后李波说那些书,已经送过深圳,全部销毁了。这个我没留意到,报导好像没有提。李波又谈到跟人上去的事,李太又插话,那一晚他跟了几个人,她后来发觉他失踪了,当她打开抽屉,看见他的回乡证(当晚我再看手机报导,她略过不提锁匙不见, 最后找人打开,心更慌)。我看着李太的表情,犹有余悸。李波后来又表示,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
   
    我当时心不在焉,没记住李波原话,究竟是被带上去、跟人上去、抑或被胁迫上去。似乎不太重要,因为意思差不多,都是在不情愿下上深圳的(他的不愿意,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传媒》访谈,那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表示不会返大陆)。我有时看那个手拉篮,我一进门就立刻换掉,把我的电脑放进去,我怕忘记。那部电脑现在成为负担。我不晓得该如何做。我记挂住这事,忘记问李波,里面的读者资料软件是谁交给他们的?我当时还没注意到,他是1230日被失踪,我后来根据传媒报导,1112日书店已易手,顶让与姓陈的。当时我还在宁波单独囚禁,约莫是11月底,姓史的打开读者资料给我看。这样对照来看,当时书店己转手,把软件交上去的,该是那个姓陈的。后来我见传媒,有记者问那份软件是谁交的,我说应该是李波,我根据的是姓史的说话,后来有人指责李波出卖读者。我现在查证起来,实在太轻率了,我没有查证就按照姓史的说法,表示是李波。我被姓史的误导,让李波蒙受不白之冤。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也要向李波道歉。尽管我当时来不及、也确实没有时间查证。
   
    我心烦意乱,面对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资料交上去的,是第一个出卖读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个。
   
    我尽量表现轻松,姐姐叫我多吃些。晚上太子酒楼座无虚席,门外有人等位。人声喧哗。邻桌特别高兴,有人起身敬酒,受敬的不好怠慢,立即回礼。听得出是同学聚旧,说些中学时的趣闻。背后有小孩玩手机游戏,不知是赛车还是过山车,听着似引擎又像铁轨磨擦声。姐姐问我这次回韶关是不是还住酒店,我点头,说过来时,没有退房,有些衣服书籍仍留那里。然后姐夫打开手机让我看,有时是些圣经章节,或者格言。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时入了教,这几年时常跟我讲耶稣。要信教呀,人信教就会向善。姐姐语重心长。我当然认同。但人不信教也会向善,我笑了笑。姐姐摇头,帮我挟__。我看姐夫的手机,屏幕一张小相,一只精致蓝茶杯,杯沿搁朵白菊花。上面说:态度对了,幸福就来了。
   
    送姐姐上巴士,随后转入□兰街,经过朗豪坊。那天是闲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点多,该是人头涌涌。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时转进上海街,又走□兰街,我想尽量多看,不舍得离开香港。
   
    随着人流向右走,上扶手电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车到,45分钟可以过罗湖桥。我忽然想抽口烟。把行李箧推向前,摸索银包。四处是人流。出了闸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记得左边是又一城,穿过通道后,才发觉走错路,尽头两边只有楼梯。往右面看,几个人坐梯级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转头,于是搬起行李往上走。抽了第一口,觉得时间不太够,接着第二口。我看看表,1245分。最好把手机关掉。右边是又一城大门口,人来人往。左边稍远,有几个地铁闸口,旁边有些小卖店。有人过来抽烟。 垃圾桶上的烟灰兜,积满烟蒂头。我再看表。那人抽几口,抛下半截烟,转身就走。罗湖桥那边,有人正等。如果我迟到,史先生不会斥责我,这我知道。陈处长大概也不说话,但会记住。
   
    陈处长说你不太合作,李太说。
   
    怎样不合作?没有回答。
   
    昨天跟李波谈话,才知道陈处长是他的提审人。我搞不清楚他们何时见过面,听李太的语气,当时也在场。我在韶关时,见过处长两三次,然后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分开过关。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不太可能最近见过他,但李太不会突然无缘无故旧事重提,而且只有一句话。莫非他们刚刚见过面?我想起手拉篮的电脑,我拖延时间这件事,可能让他觉察了,他很可能昨天亲自去书店取,并且大模斯样,因为书店已易手,再不是李波的。他们很可能早上才交收,谈过话。李太不好直说,于是暗中提醒我。站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打了个冷颤。这次回去死得了。
   
    然后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机新闻。那六千个示威游行、为我们呐喊的不认识的香港人,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那些立法会议员,多数没交往。他们走出来,纯粹是伸张正义,不值大陆所为。那些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超越了香港人底线。那些勇敢走出来的人,实际上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人权不容侵犯,我们要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不会向强权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倘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着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台。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201612日,李波失踪后,铜锣湾书店停止营业

补充
   
    后来有些传媒问我,想了解细节,他们几乎甚么都问到了,但疏忽了一件事。为甚么那些人顶让了书店,又让它空置?铜锣湾书店月租4万,我知道签了两年约,两年共96万,加上找人代办费,应该超过100万。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钱,但总不会白花吧?我引用前文:“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明白吗?那些人买下书店的目的,显然易见,就是作为一个监视点,将来监视香港人。够可怕吧?这种严密部署。我想未算可怕,倘使大多数香港人,面对大陆强权侵犯,我们仍然不声不响,默默承受,甚至事不关己,冷眼旁观,恐怕更严重的事还会发生;他们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家书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

多余的话
   
    写完最后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避风塘倒映的路灯,浮游不定。右边的民居,万家灯火。不远的天桥上,两列地铁透着灯光交错驶过。下面疏落的汽车,沿弯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径奔跑的运动员,绕出优美的弧形。
   
    《老人与海》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写于安全屋2016729

来源:端传媒 / 林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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