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1

反人类文明的法西斯暴行--简评「七0九黑打律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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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香港和国际律师团体以及法律专家、学者和律师等,近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有关当局以安全理由禁止家属和律师会见至今仍被关押的二十三位维权律师以及其它违法行为感到不安,敦促落实有关法治的承诺,立即释放所有在押人员。这封公开信还得到了欧洲律师和法学协会、国际法学家协会、阿姆斯特丹律师协会等十五个港台及国际法律组织、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等十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三十位港台和国际执业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的声援和支持。同时,美国律师协会七月九日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七0九被抓捕女律师王宇。


  在当今二十一世纪,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已是文明人类普世认同的价值观,是时代的主流,也是任何一个合法、文明的政府必须遵守的、基本的执政伦理道德。只有如北韩金正恩之类的专制流氓政权,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践踏这些人类公认的政治伦理道德准则。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怪事,也已成为中国大陆人权及法治现状的「常态」。当局至今还在怙恶不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专制是法治的死敌

  如果说法治是民主的保障,那么专制则是法治的死敌。共产极权专制从来视法治为无物,甚至为?仇。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35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毛泽东一九五四年更说「宪法是制定了,但执行不执行,执行多少得由共产党说了算。」由此可见极权专制把法治完全视同其手中的玩偶,只是为专政及其私利服务的工具。

  中共当局在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要惩办他们视为政治上的「仇敌」时,也得装模作样做出「依法处理」的样子,以掩人耳目。但在这走「过场」中,一些有良心和职业操守的正直律师,便依照当局现行法律条文的规定,敢于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一来,往往使企图枉法冤判的法官及其所谓「公诉人」理屈词穷,大大增加了他们判案的「难度」。这样的律师就是民众所称的维权律师。当局则给了个「恶谥」曰:「死磕律师」,官方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还在薄熙来借「打黑」之名,大肆黑打民营企业家,侵吞其合法财产之时,便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黑打律师的「李庄案」。为了抓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律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竟亲自出马跨省上京抓人。由此可见,当局对死磕律师何等「重视」!

  蓄谋已久的「七0九黑打」

  中共十八大以后,大陆政局急剧向毛年代左转。民主、宪政、人权被内定为「七不讲」的禁区。短短一、两年内因言论文字获罪人数超过了胡温年代的总和,甚至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也被「寻衅滋事」之类的「口袋罪」罗致成狱。同时随着红二代、官二代及地方各级官员的贪得无厌,对民众的掠夺日益疯狂,频繁发生强拆迁,强征地,贱卖国有资产,强令工人下岗失业之类大肆侵害底层民众利益的事。

  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司法部门原本是解决这些矛盾,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保证。而与贪腐已结成「伙伴关系」的专制当局,则将司法视为供其驱使的奴仆,以便将非法侵吞,变为「合法」占有。但当局在使用司法这根「杠杆」时,却因维权律师的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使政治迫害的审判,不断露丑,甚至招来国际正义组织与人士的谴责。他们强夺民众财产的横财之梦,也难以好梦成真。如此一来,就触动了权势者的核心利益,因而维权律师成了如同「敌对势力」一般可恶的「敌人」,自然非动用专政的铁拳不可了。

  二0一五年七月九日起,当局统一部署各地警察同时在二十几个省市采取所谓「霹雳手段」,且无视当局自己颁布的例如《刑事诉讼法》、《逮捕拘留条例》之类的起码的程序规章。当局卑劣地使用绑架、关押、限制人身自由、传唤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助手、家属和支持者的黑恶流氓手段,使许多人突然「失踪」,甚至家属也不知其所终,前后多达三百余人遭此劫难。一年以来,面对律师及各界的质疑、抗议,面对家属的呼吁、面对世界各国政府及律师团体的谴责,当局仍然执迷不悟,继续蛮干,关押或起诉二十几名不屈不挠的「重犯」,例如著名律师李和平,王宇等人。如此大规模地迫害律师,堪称史无前例,即便是当年的斯大林或希特勒当局,也未曾如此不顾羞耻的公开作恶。

  污名化诬陷律师手段卑劣

  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其当事人之权益。即使其据以辩护的事实、理由有瑕疵,甚至不能成立,法庭可不采信,但决不能因此而问罪于律师,这是世界公认的准则。为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中被指控的共产党人士辩护的律师,事后即便是德国纳粹当局也未对其进行任何「秋后算账」;为日本战犯、为萨达姆辩护的律师同样安然无恙;被中共骂为「法西斯」、「蒋匪帮」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九三二年十月,对原中共党魁陈独秀等人予以逮捕、审判,时任执业律师的章士钊自动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甚至还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采飞扬,语惊四座,中外报纸竞相登载。当时的国民政府则以坦荡胸襟泰然待之。章士钊不仅没有因言获罪,甚至因此声名大振。一个自诩「伟光正」的大党为何竟无这点「雅量」?!

  律师、特别是热心公义的维权律师和公益律师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乃是国家法治进步、社会政治清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大搞「镇反」、「土改」、「肃反」等政治运动,恣意迫害异己,滥杀无辜。此时的律师不仅成了被打压的对象,甚至被当成「坏人」而加以取缔。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又有了律师这个职业。短短一年多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律师界又成为「反右」的重灾区,许多地方出现十个律师九个成「右派」的怪现象。律师这个职业再次从中国消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律师才再次在中国出现。但官方则通过「年检」等手段,让律师的「执业资格」受制于当局的「审查」与「批准」,也就是变相钳制律师的行为。如此「中国特色」的「年检」,全世界大概只此一家。更有甚者,律师还被公然告知必须「拥护党」、「重政治」。因而许多地方,凡涉政治性的案件,便被称为「敏感案件」,必须由官方指定律师出庭。其他人不得擅自介入。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律师早已名存实亡。而中国维权律师的横空出世,勇敢、坚定和成熟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其政治权利与人权,这是中国从极权主义社会向后极权主义社会转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极权专制走向崩溃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因此,当局感到万分惊恐,视维权律师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敌对势力」。二0一五年七0九大规模黑打维权律师,只不过是官方再次展示其「决心」的疯狂表演而已。

  他们为了遮人耳目仍然惯用其污名化的栽赃手段,给受害律师与相关人员莫须有地扣上诸如「非法经营」、「受贿」、「散布虚假信息」等等罪名。甚至将一个九十后网名考拉的女孩弄来关押折磨一年多,硬从她口中「掏」出当局想要听的话以后,才予「取保候审」。可至今考拉仍「生不见人」,去向成谜,其间还传出有恶警在外自炫如何「侮辱」了考拉,而考拉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被允许会见当事人。万般无奈,律师只有将恶警之言披露于网上以求证;结果该律师反被治以「寻衅滋事」罪。当局种种的卑劣手段,世人早已看得清楚。如此拙劣地抹黑,丝毫无损于维权律师的正直形象。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受难的律师们得到了更广泛同情、关注和声援。

  公道自在人心,「七0九黑打」注定将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法西斯暴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争鸣 / 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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