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07

从王健民到林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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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王健民,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比较幸运,一是他可以假装认罪配合,及时回到香港后,大胆讲出真相;二是不论官方如何遮掩,林荣基如何复述描绘,港人普遍相信他是违心地被强迫地前往大陆的,而且更为令港人紧张的是,他们坚信李波等人是在香港被带走的,也就是说,兔死狐悲,港人感到这种动辄抓人的恶行,正在身不由己地逼近,以前“一国两制”的屏障似乎已破碎,故此,上街声援游行或发表言论同情和关注的人很多,而王健民案则显得有点冷清。

左图:香港媒体人王健民; 右图: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其实,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中共对流行多年的香港刊物内地发行的趋势,采取打压的方式,已进入实质性的动作和收网阶段,始于两年多前的王健民案,当2014年儿童节前夕,王健民被抓时,他的地点是在深圳,执法的警察是深圳公安局的人,尽管他们采取故意叫他的孩子太太都在现场的恐吓手段,极尽卑鄙和野蛮,但港人似乎反应并不激烈,如同晨钟书社老板姚文田一样,近年警方抓人太多太烂,港人很快就遗忘,但对铜锣湾书店的一些商人则大为不同,除了前述一些特点,可能还因为港人普遍关注做生意而忽略政治吧。林荣基等人的被抓,使更多经商的港人深感恐惧,他们产生一种朝不保夕的颤栗,强烈要求互保和协作的行动,林荣基的记者会标志着一种集体抗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平心而论,我很敬佩资深媒体人士王健民,而不屑于桂民海之类的书商,他们与健民不可同日而语,健民做得是一项事业,而林荣基等搞的纯是一种生意,由于生意只讲金钱交换的利益,所以,近年来他们发行的一些书大多格调低下,胡编滥造,东抄西摘,涉嫌侵犯版权,严重败坏了新闻自由和与论监督的声誉,由于和中共党内的一些派别联系,获取一点独家猛料,又触怒了某些权势者,故中共高层非常警觉,这大概就是他们不惜跨境抓人的原因吧。假如他们按照香港的法律办,聘请一些有名的律师,花点小钱,以诽谤或抄袭的罪名去起诉他们,可能效果会更好些,也当然不会引来港人对铜锣湾书商的同情。

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领导人迷信于大权在握,没有耐心走法律程序,虽然有点崇拜李光耀,但泱泱大国比新加坡不知大多少倍,派几个便衣警察去香港或曼谷抓人是很简单的小事,却没想到,或者也不在乎港人普遍的紧张情绪,现在,港人有不少怀念邓小平的,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确是一个务实的创举,但假如他活到今天,可能也不能容忍和坐视港刊和港书遍及内地大街小巷的现实。而这些书的内容对中共来说,通通都是负面的。我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到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采访,当地宣传部的官员带我到一处胡同里的书市参观,那里大约有1000米长,开小书店的和摆地摊的全是出售港台的盗版书,什么书都有,几乎历年出版的比较有名的著作全有,只是印刷质量太差太糟,但这一点不影响它的销量,因为它的价格很低廉,据说,许多监狱,看守所,诫毒所,都是印这种书的,这是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好工作。而香港原版书的享用者大都是商人和官员。我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采访,某副市长请我到家里做客,他向我展示书架上数以百计的港台版书籍,还一再说都是朋友送的,他几乎每一本都读过;另一个当过省委书记岳奇峰秘书的领导,还与我谈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感想,令我惊奇的是,他什么都知道,可见港书对大陆的影响十分深远。

正因为如此,赚钱红了眼的桂民海,林荣基等人才冒着风险,去勇港地开拓广大的内地市场。王健民以为办刊观点不是太激烈或者比较中立,官方不会与其翻脸,甚至可能还有互相包容合作的空间;同样类似的,林荣基,李波以为不参与政治,只想借书发财;桂民海以为秘密地搞点小道消息使书籍有“卖点”,自己藏在背后,也不要知名度,就是闷声发大财,多买点房产什么的,中共不在乎。但实际上错了,书籍撰写,编辑,发行是一种缺一不可的连带程序,少一环不能产生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效果,中共不可能放任批评他的书籍,畅通无阻地进入自己的领地,只不过以前胡温是弱势人物,周永康主管下的公检法司有意“放水”,叫不利的与论搅和他们,而习李则不同,习是万千权力集于一身的领导,他的下级是紧密环绕而团结无二的,于是,就发生了从王健民到铜锣湾书店的事件。

作为一名媒体人士,我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论在香港还是大陆,一个公民都有办刊物出书的神圣权利,但大陆的《宪法》与《刑法》不咬弦,前者有言论自由的条款,而《刑法》却惩罚和制裁类似上述行为的人,这就为权势者压制言论杜绝评论而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王健民等人就成了牺牲品,这种被作践不是以整个生命,而是生命中最宝贵和青春的一部分为代价,他的一部分被囚禁和杀“死”,是人类良知的切齿之痛。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会维持多久,但我知道,港人和内地人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警方所能容忍的底线,因为嘴巴只吃饭不讲话要憋死,而口语变成文字就推动了传播,一旦公开发表就要承担责任,而牢狱之灾又是文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我看来,林荣基的确是在内地被抓的,李波不好下定论,我倾向于大陆公安便衣赴港逼迫他回内地的说法,桂民海也可能类似,这些细节一时说不清,我不敢推断,但我较相信林荣基关于“中央专案组”的故事,这一称呼回应了人们包括我在内,对王健民案的疑问,他曾转告家人,自己或是被某人指使而遭受迫害的,香港某网媒老板与其打官司不成而找人报复他;或是《脸谱》和《新维月刊》一些稿件揭露广东官场腐败,伤害和触怒了既得利益者。这些因素可能都有,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上面最高层对港媒创办人或发行人的即定方针变了:以前是“分别对待”,有团结,有打压,有不理,如今都一视同仁:全部给我拿下,统统闭嘴。

于是,有了创办《开放》杂志的名人金钟的激流勇退,有了与警方秘密来往多年,依然不违背良知的《前哨》老板刘达文和他们的分道扬镳;也有了另一个办了香港书店多年,但更多时间隐身多伦多的黄先生的明智之举,总之,大陆公安抓人的恐惧已深入香港人的骨髓,王健民是美籍港人,而桂民海是瑞典籍,李波是英籍,姜野飞是联合国认可的“政治难民”,等等,这些中共都因经济奇迹而忽略,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文人或书商违背当地法律,就一律严惩不贷,而且,他们也不在乎国际与论,似乎反对声浪越大,他们搞得越狠,这一点都与以前皆然不同。

我多次讲过,这种严厉打压文人的直接后果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虽然,目前《前哨》,《争鸣》等杂志还在办下去,可能不久的将来,香港会越来越少,言论自由的空间会进一步压缩,“一国两制”的最终结果,不是专制战胜民主与法制,就是正好相反,只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两年前我可以随意与朋友健民电话聊天,去年我也斗胆去香港拜见刘达文,但如今健民已在看守所的羁押中困苦度日,而《前哨》老板也尽显疲惫与失落,远望毗邻大陆的香港,我只能一声长叹:东北的老家是回不去了的,而香港已不再“芬香”,还是少去的好,也许再过几年,摆放香港大街小巷的,全是歌功颂德的媒体,笔者想赚点稿费买咖啡都难,一下子想起林荣基的话:“卖书不成卖便当”,忽然流下泪两行。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姜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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