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0

没有政治自信哪来经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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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文章中说:「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辽宁省近年经济不景气,原因有很多,但是经济上的不自由也是基本因素。

问题是,什么叫「政治上颠覆性错误」?什么叫「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什么叫「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恐怕作者自己都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可能作者有更高的智慧,把几个大前提说上,然后再说七八年就能全面建成小康。如果再出现大折腾,不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能,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会葬送。

果如此,作者就是在形式上表扬,实质上在批评,甚至是在敲丧钟了。

按笔者妄加猜测的想法是:「政治上颠覆性错误」应该是极权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中国的表现就是毛泽东1949年之后一系列错误的累加和累积。经济上的「毁灭性打击」就是文革式的回归,通过政治搞经济,抓革命促生产,抓政治促经济,抓思想促经济转变。「制度上的断层式波动」就是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现在不是有人重提阶级斗争了吗?不是敌对势力不离口吗?更有可能,是民众要求民主搞民主搞维权与特权阶级搞专制发生了巨烈的历史大碰撞、大冲撞。

人们都会说拉美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个陷阱的实质是专制陷阱。为什么没有人说美国「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西方民主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民主条件下,经济过程是公开的,政治过程是公开的,程序是正义的,机会是平等的,分配是公平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出现了陷阱迹象,马上就会有人指出来,于是错误的决策得到及时纠正,失偏的决策得到调整,滥用的权力得以规制。

为什么专制国家总是充满着陷阱?因为在专制国家政治是少数人的特权,多数人被排斥的政治之外。那发展或停滞的经济,也容不得外人指手划脚。经济一发展,是特权政治阶层的高大上。经济一停滞,就是这届人民不行。专制特权行的就是统制经济,指令性经济。这样的经济既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好运,更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厄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但好运是例外,厄运是常规。

想当年,毛泽东搞大跃进,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赶超英美,那是何等的气壮山河。但因为政治上的绝对权力的腐败与滥用,不但英美没有赶超上,反而给经济上带来了大跃退。那因此而死亡的四千多万的冤魂,现在也没有一个着落。甚至还有人不知羞耻地说,这是社会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三十多年的大发展,都是因为经济注入了自由的元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给农村以自由,城市改革给城市以自由,给有限自由的结果,就是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有了大发展。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即越是经济自由的地方,经济越是发展,越是经济不自由的地方,经济就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经济上的倒退。辽宁省这些年经济的不景气,今年出现负增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经济上的不自由也是基本因素。

只有自由,才能让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繁荣的国度。自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自由是万万不能的。经济自由就是摆脱外在的经济强制和独断,摆脱外在的粗暴的权力干涉。政治自由就是摆脱外在的政治强制和独断。权力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去干涉经济,都会让经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那些轰轰烈烈的政绩背后,都有企业家被权力宰制后痛苦的呻吟,还有被政治冤死的企业家亡灵。

在注入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政治自由的元素。仅有经济自由是不够的,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政治自由,那仅有的经济自由也会被政治蚕食掉,成为权贵主义的盘中_。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经济自由成为政治专制或政治专断的牺牲品。

回顾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有在充分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展望未来。站在虚构的历史上展望未来,得到的肯定是一个布满鲜花的乌托邦式陷阱。

来源:东网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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