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09

媒体业的性别压迫(二)--采访的「性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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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关于中国大陆媒体行业的性别压迫讨论中,主要讲到媒体圈内,处于权力关系中不利位置的女性,面对掌握业内资源的男性在性或亲密关系方面的要求,往往不能或不敢完全自主。这导致了业内性骚扰的隐蔽但屡见不鲜,在《南方日报》的案例中,更导致女实习生被资深记者强奸。

内地女记者在工作中面对「圈外人」,同样受到基于性别的压迫。

然而,女记者在工作中面对「圈外人」,同样受到基于性别的压迫。许多有一定地位的男性受访对象,似乎认为配合和帮助了女记者的采访,获得一定程度的「性对价」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性对价」可能被想像为言语调情、身体接触乃至性行为。而女记者,尤其是初出茅庐、缺乏资源的女记者,在完成任务的压力下,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忍受这种企图,而媒体也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年前,我曾接到所在媒体的任务去采写一篇报道,其中需要采访一名因某新闻热点而被认为是抗争象征的男士,有专业身份的他当时算是民间炙手可热的人物。在第一次采访中,他迟到了半小时并在谈话进行十多分钟后即告离开,没有拿到「料」的我感到十分沮丧,又拜托熟悉的朋友沟通,并约了第二次的采访。

第二次采访尚算顺利,但也没有多少内容,全程有一些他的当事人亲属在场。告辞时,他主动与我握手并说「北京见」,与此同时,他握着的手手指一弯,抠了抠我的手心。我的笑容僵在脸上,但脑子一片混乱,它拒绝告诉我这是发生了什么。我走出房间,走到楼下,有一个念头在想这是不是某种我不知道的「友好」行为。

头脑混乱了20分钟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当时的男友,我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问他这意味着什么,他开始严厉地指责我:「你傻啊?这都不知道?」他告诉我这是非常明确的性要求暗示。

挂断电话后,我一整个下午都心情低落,即使只是在心里,我都不敢将评判指向那个「道义形象高尚」的人,但我知道这没有别的解释,同时又自责当时的笑容和懦弱。我后来写出了报道,没有用任何这个人提供的信息。

这事发生几个月后,我再次被编辑要求采访这个人,并且是做专访,我感到害怕,就向编辑提出我不想再采访他,并说明原因是他在上一次采访最后做出了明确的性暗示。编辑回复说,还是决定让我去做专访,但附上四个字「注意安全」现在想到这个细节我仍感到很无望。

后来我去做了专访,发生的事就是在一间茶室里被摸脸、捏下巴和搂搂抱抱,我没有斥责也没有严词抗议,只是不太配合。我想会做这样的选择的女记者不是一两个,为了完成任务、为了维持关系、为了职业前途但这样的纵容也是采访的「性对价」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原因之一,而或许真正的悲剧就因此发生,只是受害者面对集体的沉默而不敢启齿。

以上的事件绝对不是个案,我亦在某个事件中目睹过,某个权威者对每一个介入事件的女记者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南方日报》的事件后,有女记者相互讨论各自遇到的性骚扰,发现不少骚扰者都是重合的。

女记者工作中性骚扰的发生,主要来源于媒体行业中女性的弱势,以及社会仍将女性的身体和性作为一种「红利」--女人要在本不属于自己的行业里向上爬,就被认为要用比专业更多的东西来交换--不仅是媒体行业,而是整个职场都是如此,或许某些行业更甚而已。这样的土壤滋生了「性骚扰者」,可悲的是,似乎在知识精英、抗争人士中,「性骚扰者」的发生率并不比其他群体更低。

来源:东网 / 赵思乐 女权主义媒体人

美女记者赵思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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