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8

维权运动的终结?

转发此新闻:
近期,大陆法律界各种新闻可谓密集,在体制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公立律师聘用原则上使用中共党员;在民间社会的关注中,一是广西吴良述律师因被怀疑在法院内录音,而被法警撕裤事件,一是温州市司法局官员称呼律师为「律鬼」的事件,都成为了微博等话语场的热议事件,而在墙外等话语场域,比较引人瞩目的事情也很多,一是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香港出版新书《2017年,中国起来》,一是著名律师夏霖在被拘押18个月后,终于被检察院以诈骗罪名起诉到法院,于617日开庭审理,一是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和律师一再的抗争诉求,和因此被频频带往派出所。

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的努力,并没有预想中的成效,但不意味运动的徒劳,只是显示出某种局限。

所有这些事情,集中起来看,很能说明当下大陆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法律在当代大陆社会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一方面,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发生在泛法治领域里的不同场域里的不同人物的遭遇,折射出了这些年来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流变关系。

围绕维权,体制和民间并非没有过相对和谐的时期,自从开始引入市场化改革以来,法律就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的治理手段,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前后,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体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有很大的动作,一个适应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的相对完备的法制架构被建立了起来。这在民间方面刺激了民间维权的兴起:维权一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本来也就兼有权益和权利的双重含义,市场化必然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多的权利诉求,促进各种维权活动的勃兴。在这一阶段,体制与民间围绕维权,尚有相当的交集,如陈光诚先生,就曾被当作「赤脚律师」而被当地政府所表扬,高智晟律师,也曾登上央视舞台,成为律师辩论赛的十大律师之一。

使得体制与民间紧张升高的,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在一些民间推动者心目中,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一是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一是对参与者也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空间,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未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创设并传播了开来。

可见,维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含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但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复杂乃至分歧的内容:在范亚峰、陈永苗、王怡等早起命名者和推广者眼里,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在另一些维权人士心目中,维权运动更贴近于原初含义的维权活动,主要基于个案的推进,来逐步夯实法治的基础,为政治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有着相对温和和去政治化的表述,在行为上也强调节制,主要基于网络舆论上的有限动员,「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是主要的方法主张,许志永设立的公盟,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主张、方法,都直接模仿了美国民权联盟,此外,大多数律师和法律人其实也更认同这种基于个案、寻求互动的温和渐进路线。

20063月,因郭飞雄被殴打,高智晟等人发起维权绝食接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出一封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这在两个维度的维权群体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表面上看,双方在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并最终推动政治转型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分歧主要是快或慢,急与渐的方法问题,但仔细考察则不然,从对体制性质的假定、维权运动试图动员的对象、到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上,双方其实都存在深刻而根本的分歧。

在高智晟等人的维度里,对于体制具有更为根本的质疑,因此,在动员对象上更倚重于访民等被剥夺被侵害群体,在行动方法上更强调直接抗争,如高律师就明确提出过街头化、政治化的诉求;而在另一个维度的维权群体看来,在市场化的大前提下,也可以经过一系列的渐进转变而实现体制转型,在动员对象上,更重视新社会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权利诉求,在行动方法上则尽量遵守现行法制轨道,最多有限地诉诸于舆论和网络动员。

当局对于维权运动的政治指向,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几乎是在维权运动展开的同时,也随即展开了相应的打压,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持有相对激进立场的维权运动人士,200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高智晟、郭飞雄、胡佳、陈光诚等参与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激进维度的维权运动基本宣告终结。不过,事情的发展未必尽如当局之意,在新的形势下,曾经的激进派的出局,导致了另一个维度的维权人士程度不同的激进化转变,典型如许志永博士,就从原来的去政治去对抗的维权手段,最终走向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更直接的街头表达,并有相当的组织化尝试,即使是与高律师有过激烈论战的浦志强律师,后来也被看作是死磕律师的一员,在平度等维权现场,也曾见过其亲临表达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律师们的抗争强度,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连接,死磕律师群体和中国人权律师关注团这样的新生事物,甚至可以看成是上述两种维度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混合升级。对此,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回应措施,一方面,是加大对于律师群体的分化和控制,此次中办国办发文规范公立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设立,无非是要建立起亲体制的律师群体,对律师团体进一步分化和控制。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从浦志强到夏霖,更为显著的是709律师劫,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10年前因提出街头化、政治化的高智晟被打击,还是今天「八九一代」、痴心不改的夏霖被审判,其实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在日益刚性的维稳体制面前,不容回避的是,无论是哪一种维度的维权运动,其实都只有一个结局。这表明,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权运动的徒劳,而只是显示出了某种局限,通往转型的道路可能还在下一个路口,而在笔者的理解,一个全面的刚性体制的克服,需要的是更加超越的诉求,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维权运动的终结,其实呼唤着政治反对的兴起。

来源:东网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转发此新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