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0

《炎黄春秋》派的改革是延缓中共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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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派是以这个杂志为代表的一群人,总是向党乞求改革,完全重复80年代那一套。



问:您刚才说八九之后您对自上而下的改革都还有一定的寄望,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地绝望呢? 

答:那时候思想上还不太解放,总觉得提出这些改革的要求能够被接受。而且对于党内派别渲染太多,江派如何了,胡派如何了,事实上这些东西完全是模糊的,使人的思想变得不是很清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得到很多教训以后,就说明不管换了什么人,他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当时在洛杉矶常青书局一个会上讲过,胡锦涛是胡耀邦的真正接班人,当时在座的有著名记者陆铿,他加以鼓掌,说你讲得太对了。但是后来我完全失望了,所以不能够对这些领导人再抱任何希望,毕竟保卫党的利益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不管内部有多大的矛盾,因为他们是在同一条沉船上。

问:不过您说的这一点,派系分析确实还挺流行。

答:对,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上台也都是这样的,屁股决定脑袋。比如说王岐山,著名异议人士包遵信曾是世界与中国丛书的主编,王岐山当时是编委。这些丛书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包遵信六四以后被判刑五年,释放后一直被严格管控直到他死。再比如李克强,他也翻译过《法律的正常程序》,如果由此寄望于他们搞改革,我觉得也是不一定,他现在的立场、地位决定了如何行动,他原来做过什么不是很重要的。

问:现在还有一种主张不知道您怎么看,认为传统儒家道德是实行宪政很重要的道德资源。

答:完全错误,百分之百的错误。对于儒家的问题,我想五四时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提出科学与民主,同时也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领袖,我生在五四之后的六年,从家庭环境来讲一直是接受五四的影响,民主主义思想从小就奠定了。我始终认为,像鲁迅讲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夫子很多主张都是为统治者设立的,而不是为了人民,更重要的是自从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就是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了。现在很多人提出来孔子关于做人方面有很好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确实是,但并不提倡他的政治主张。后来毛提出来批判孔子,“劝君少骂秦始皇,孔学名高实秕糠”有这么一首诗,当时郭沫若是借批判书来批蒋介石专制,批国民党一党专政,毛自比秦始皇,他要搞法家那一套。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于浩成

所以文革的时候,是批儒反孔平法,事实上是尊法。到江泽民开始又实行法治与仁政的意思,当时我就不同意。现在中共作为统治者又拿孔子的仁政来欺骗人民,这样能够淡化一下专制。毛是公开赞扬而且实行法治,韩非子那些法治,严酷对人的统治,过去搞这些欺骗国民我们就不同意,现在又把孔子举出来,完全是历史的倒退,一度把孔子的像搞到天安门,跟毛遥遥相对,非常可笑的局面。而且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宣扬中国的文明、软实力什么的,完全是荒谬的。所以过去打破儒家的垄断专制,就是要恢复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果现在又独尊儒术了,完全是倒退。这些人实际上开历史倒车,比如说新儒家,实际上根本不成气候。

问:能不能由此就说他们缺乏理论的创建和资源,所以才会倒回去从传统里找理论资源?

答:也可以有一点吧。

问:这几代领导人其实都没有提出一些很新的理论?

答: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江泽民,他就提出来三个代表,同时他也提出来,搞法治和德治并行。表面上是搞儒家那一套,实际上在内部是控制,专制很严,一个是为了欺骗,一个是为了压迫。

问:说到宪政这个词,像李克强、李源潮以前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都写过宪政方面的文章,最近像最高院副院长江必新也开始用这个词了,有人分析说这会不会又是一个信号?宪政这个词在这几十年来一会儿遮遮掩掩,一会儿又能浮出水面,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答:大家对于宪政的理解不同,有很多人就是随便这么说,因为他并不知道宪政的真正内容是什么,甚至于包括领导人在内,过去孙中山提出来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1946年搞了个宪法,中共是拒绝参加的,如果当时同意实行这套宪法,就不会有内战的发生,那中国就是另外一套政治了。至于宪政这个口号,有很多人前一段提出来要回到民国,我补充一下,我说回到民国宪法,那个宪法是张君劢起草的,完全是英美法,那就不同于后来学苏俄的中国现行宪法。

问:学者陈永苗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他说老一代人总以为他们的经历和反思对年轻人很有借鉴意义,他说完全想错了,你们骂你们的文革,我们骂我们的改革,别老拿你们的破烂事儿来烦我们,对当下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作为老一代人您是怎么看?

答:他当年也跟我讲了,我是完全赞成他这个观点的。老年人,包括现在的一些民主派,有人称为《炎黄春秋》派,是以这个杂志为代表的一群人,总是滔滔不绝、唠唠叨叨来要求改革,向党乞求改革,完全重复80年代那一套,明明不成了,人家根本不接受,我觉得要抛弃这样一些做法,甚至于我们的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纪念朱厚泽去世时,我有一篇短的文章《寄望青年》,像陈永苗、张耀杰、余世存,我提出来他们完全摆脱过去的束缚,提出了很多先进前端的思想,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不要总是这些老年人唠唠叨叨,恐怕很多人是自我欣赏,觉得我们过去好像如何如何,实际上我觉得要向青年人学习,这还不是口头上的,我想我是真心的这样想的,不过我也指出来了,陈永苗往往是片面地深刻,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跟他一直有一个争论,我提出来现在我们应该搞维权,同时也要搞启蒙,他就完全否定要启蒙。我说还是应该启蒙,不是说我们启别人之蒙,我们自己也要启蒙,接受新的事物,要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我们所谓的革命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可信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宪政梦吧。


问:你刚才谈到炎黄春秋派,他们现在被称为“两头真”,他们应该算是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但是没有你思想这么开放。

答:党内民主派,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发现跟他们有分歧了。我想“两头真”这个提法,恐怕不太确切,别人会问,中间你怎么样了呢?有很多人就不好回答了。我跟一个朋友谈话,他就说老于你就不是“两头真”,你是一贯的真,我确实很早就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结果中年挨整,当然信仰是变了,但是我觉得为真理而斗争这一点我是没有改变的,晚年也是这样的。有人就不同了,比如说《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他过去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正是他当时说要整顿中国的报刊,要重新登记,他当时就讲了,如果于浩成还担任法学杂志的主编和法律咨询杂志的社长,这两个刊物就不能登记,可是现在他摇身一变。

前一段时间,姚监复去美国,他说杜导正让我去美国以后向戈扬道歉,那时戈扬还没有去世。当年戈扬是《新观察》主编,《新观察》也要重新登记,也面临着停刊的危险。我就说了,我在北京,他怎么不向我道歉呢?08宪章出来以后,他和李锐还有一批老干部,没有胡绩伟,出了一个09上书,向胡锦涛讲我们代表全国的知识分子、全国人民拥护中央,当时杜导正有这么一个表态。当然后来李锐有很大的改变,他讲共党不亡,事无天理,也提出来释放刘晓波。

李锐向我们大家讲,杨开慧藏在墙背后的文件出来了,杨开慧对毛的评价八个字: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再比如关于陆定一的问题,我在美国就写过文章,因为陆定一一贯主张多党制,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表态。《炎黄春秋》曾发表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的文章,但是只发表了一半,前面那些问题讲了没有下文了,我想下文一定会有多党制的问题,陆定一私下怎么讲的,到现在都没有发表出来。所以我认为他们一方面要求改革,另外一个方面帮着当局隐瞒很多事情,欺骗人民。

李慎之去世五周年,我们想是不是做一些活动,为了搞得声势更大一些,约请更多的人,是不是可以跟《炎黄春秋》合作?后来就跟他们一块合作开会。原来通知我下午两点开会,后来又通知我下午六点开会,我说怎么在晚上才开会呢,可是我还是去了,去了没有人,结果我又联系,说是在旁边那个饭店。原来下午已经在那个饭店开过会了,没有让我参加,六点是请你来参加会餐。我感到很大的疑惑,本来我的发言稿都带着的,不是我有别的想法,而是可以看一些朋友。所以这个事儿我就感觉你拒绝我参加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像辛子陵说我们是救党派,我觉得跟我志不同道不合,我没有任何要救这个党的意思,这是我们的分歧。
我回来以后也没有见过丁子霖,听说丁子霖也讲中国共产党无可救药,我也是这么一个看法。所以他们说救党派我始终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他们太不彻底了,绝不是由于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耿耿于怀。《炎黄春秋》现在还讲什么改革,事实上就是延缓中共的专制统治,要真正搞改革就是要彻底认识这一点。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有一个变化的,我一到美国,报上发表余英时的文章,他说这些老共之所以不肯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即使他们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我看了以后大怒,非常不能接受。后来我找到写《晚年周恩来》的高文谦,他跟我也很好,他说余英时的老师是钱穆,钱穆是尊蒋的。余英时的岳父陈雪屏是国民党中统的一个领导人,过去专门负责学生运动,余英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批评这些共产党是很自然的。他这么一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又把我套住了,我说是吗?

可是后来我就思索这个问题。我回来以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揭发出来过去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历史,可以说明过去共产党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对的,从在苏俄的支持下建党,到后来先是加入国民党又被清共,后来搞土地革命,特别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在任何共产党时期我们都是异端,要受到压制,但是事实上我们才是代表真正的人民的力量、变革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来源: 《于浩成:风雨宪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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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匿名 说...

炎黄春秋那一套,纯粹就是忽悠,目的无非是延续红色权贵和中国共惨党的统治,好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和地位。他那里改革了?改个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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