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5

抗争不需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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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村庄,集体土地被村官非法倒卖,村民团结一心奋起维权,赶走了老村官选出了新班子,实践了民主自治。

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容忍局部的民主自治。

从前有三个博士,看见有人被收容制度整死,联名上书人大陈情建议,收容遣送制度随即遭到废除,推动了法治进步。

从前有一个勇者,因为得罪当局被抓捕关押,绝食绝水不断控诉揭发,后因公诉方不予起诉而获释,争出了官方妥协。

类似的故事,在过去十多年间被一再讲述。这些故事和其中主角,一度成为媒体宠儿,也鼓励了许多人参与到抗争中。

然而,这些故事陆陆续续有了「后半段」。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乌坎村,近日又成了新闻焦点,并非民主实践有了什么新成果,而是当年的民选村支书林祖恋深夜被警方带走,随后「电视认罪」自称收受回扣。当年与林祖恋一同当选的村委会成员,早因类似的罪名被投入监牢或流亡美国。在出事之前,林祖恋正因土地问题准备再次组织集体上访。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许志永、滕彪、俞江,一个狱中、一个流亡,还有一个久不参与公共事务。第三个故事的主角,郭飞雄,在那次获释后不久即被捕判刑5年,出狱后不足两年再因抗争被捕,现在他又在广东阳春监狱绝食抗争,已有47天。

从而,这些故事的结局不得不更新: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容忍局部的民主自治;非法的「收容」、「劳教」被合法的「指定监居」替代,「法治」只是打压的工具之一;专制结束之前,一次抗争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狠的打压的前奏。

原来,过去那些简单光明的结局──实践民主、推动法治、抗争胜利──就像「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动人的神话。

从被媒体称为「公民社会元年」的2003年至今,坚持讲述这些神话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人,因主动屏蔽,或无法突破信息封锁,而不知道或无法分析打压信息,以至于Ta真心相信这些神话;第二种人,知道这只是神话,但为了更多人能一同参与到抗争运动中,而继续以简单的表达说服带动他人。

随着政治形势的愈发严酷,这两种人都会减少,只是第一种人可能减少得更快一些。

这两种人虽然认知各异,但只要真正投身运动,都有可能成为抗争中的榜样和领袖,从而对民间抗争的延续作出可敬的贡献,笔者无意也不愿对此有所贬抑。

但作为运动的关注和参与者,我对第二种人的策略并不能认同。这种策略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吸纳新的参与者,或让受压迫者更容易接纳抗争手段,但它的两种副作用难以抵消和忽略。

第一种副作用是,这些「神话」可能让新的参与者对抗争的成效和代价有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专制社会中「维权」有可能得偿所愿并全身而退,但当他几乎必然地付出比想像中更高的代价时,就面临更严重的崩溃、创伤和扭曲,这既带来伦理的问题,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也可能在运动内部造成更多出卖、伤害和怨恨。

第二种副作用,或许更为糟糕,这些「神话」的遮蔽可能让抗争的策略讨论和手段更新陷于停滞,新的参与者仍在基于已被证伪的「神话」理解和设计运动,受挫以后又难免陷入沉寂、羞耻或相互指责,而无法将真实的抗争经验带入新人的培养和策略的改进中。

「神话」能鼓励出来的抗争,就像中国的低水平工业化,只能带来短暂的虚假繁荣:看似不断有新血加入,看似有一些受人尊敬的「抗争明星」,但只是耗竭式的低质量失败重覆,最终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彻底失去吸引力。例如,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控告政治案件中的细节违反法治等等抗争手段都越来越乏人问津。

当极权褪去伪装,动手将民间重新夷为一片废墟之时,或许运动中必须成长出新的抗争和抗争者──Ta们充分认知对手的残酷性,清楚自己能得到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并自愿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要控诉,就要被消声;要权利,就会面临打压;要行动,就要准备好被拘留甚至判刑;要么甘做顺民,被抢被害认命,要么起而抗争,付出代价无悔。

也就是说,新的抗争者不应再寄希望于在抗争中能得到胜利、安全和其他益处,而因为不得不抗争而抗争,为了抗争而抗争。

这样的抗争者,不再需要神话。

来源:东网 / 赵思乐 女权主义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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