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3

贺龙惨死真相:因为听到什么得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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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元帅服照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拉、斯大林更极端。希特拉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共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nuclear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都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千,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

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都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复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复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来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 张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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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匿名 说...

罪魁禍首毛澤東

匿名 说...

毛腊肉这个狗杂种,断子绝孙就是老天的惩罚

匿名 说...

楼上的,你们错了,现在把什么罪名都推到某一个人头上,是为了掩盖当年共惨党整个犯罪集团共同犯下的滔天大罪,反人类,屠杀中华人民,汉族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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