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8

大规模政治暴力在中国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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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批判文革的声音占了上风,但习近平和党媒对文革的暧昧态度,也给未来中国投下阴影。未来中国还有没有爆发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可能?这其实是所有批判文革的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当权者的态度固然令人不敢乐观,但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土壤,大规模的政治暴力也不是野心家想搞就能搞起来的。


文革是一种自上而下发动和人为操控的大规模政治暴力,我赞同这样一个看法: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大规模政治暴力形式。经历了文革又经历了改革,这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在中国再次发生的概率并不大。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叙利亚、利比亚那样完全失控的大规模政治暴力,也就是真正处于全面内战和秩序崩溃状态?

必须承认,不少人确有这样的担心,成为推动中国人,不仅是富人,也包括并不富裕的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国内外挺习的人为他高度集权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中国就一定会走向分崩离析,天下大乱。

那么,现代社会大规模政治暴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感谢周濂在这个重要时刻发表“'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一文,介绍了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给我很大启发。德鲁克认为,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政治暴力与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之诱惑有关,更与这种诱惑伴生的失序所带来的绝望有关。也就是说,没有这种诱惑,没有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绝望,现代社会不会有大规模动乱和政治暴力的发生。

不过,现代中国的大规模政治暴力并非源于对自由平等社会理想的绝望,因为中国与西欧的差异在于,自由平等的价值不是内生而是输入的,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传统,用大规模政治暴力推动了“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并试图以“继续革命”为手段,保持这种诱惑的魅力。现在的问题是,昨日欧洲的逻辑会不会成为明日中国的逻辑?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会不会发生大众对自由平等的幻灭,从而导致社会动乱和大规模的政治暴力?

中国最近发生的两个重大新闻事件,一个是雷洋事件,一个是江苏和湖北的“反大学减招”事件支持了我的这样一些判断:一是劳动力跨界流动和迁徙自由的扩大,扩展了“经济人”的空间,一方面带来了对不平等更大的社会承受力,同时也削弱了地域共同体的“有机性”,成为对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失望乃至绝望的重大来源;我相信,致雷洋于死命的很可能是几个来自外地的甚至是来自农村的"协警",这些人把自己对享有特权的本地城里人的怨愤转化成了执法暴力,而“减招”运动则直接与地域间的不平等及人口大规模流动给发达地区带来的紧张有关。

二是在这种“经济人”主导的社会格局下,毛泽东的那种大规模动员低层反对上层的策略难以成功,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相对强大,但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往往是没有领袖的社会运动,政治上很难成事。虽然“溃而不败”,但在中国不能改变社会长期溃败和政治败坏的大势,最终避免不了大众对自由平等的"绝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暴力。

不过,未来中国直接触发社会动乱和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不大可能是阶级间的对抗,而更可能是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中国内部的地缘冲突(如新疆问题),也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及周边国家的冲突及由此引发和美日的冲突。因此,与其接受自由"溃而不败"的宿命,还不如积极探索避免地缘冲突引发社会失序的路径,因为"溃而不败"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阻止大规模政治暴力发生的时间和机会。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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