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0

文革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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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人民的历史”暗示其不同于官方的历史。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没有官方的版本。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个默契: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将允许你们继续执政;我们将不对所经历的噩梦提出问题。

文革期间举着毛主席画像游行的人们

冯客的《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历史,1962-1976》引人入胜、令人震惊,有时也有点耸人听闻,这是他撰写的毛泽东时代三部曲的第三卷,该书挑战中国人民,让他们去正视历史中这些缺失的年份。书的素材来自数百个英文和中文的目击者描述、新近开放的档案记录、在线的记录文革的项目,以及国外和中国的学术研究,书中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执政的描述带有巨大的谴责意味,以至于如果书能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话,可能会动摇当前政权的合法性。

冯客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文学科的教授,他把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的1962年至1966年,在此期间毛泽东打算重返政治舞台。当时,在国家主席刘少奇领导下执行的宽松政策,已经帮助中国从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中部分地恢复过来。毛泽东担心修正主义的回潮,他已被自己的政党排除在核心之外,于是用著名的19667月横渡长江,发出再次掌权的信号。

在冯客称之为“红色年代”的1966年至1968年间,发生了最严重的城市暴力。为帮助毛泽东抵御他的敌人,学生们被组织为红卫兵。学生们攻击自己的老师(书中有不少讲述那些侮辱、殴打、酷刑和自杀的痛苦的细节),他们还抄家搜查资产阶级的“宗教物品、奢侈品、反动文学、外文书、隐藏的武器、隐藏的黄金、外币、腐朽生活方式的痕迹、蒋介石的画像”。后来出现了针对党内精英层的新派别,导致党内精英与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和早期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一起造受打击,直到这些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在街头发生了武斗。文革早期的特点是众多的运动和工作组的调查,还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反复复,就连运动的活跃分子也搞不清楚到底该站在哪一边。他们无法知道,为什么头一天发出的鼓励激进行为的信号,第二天会被撤销。老百姓正在为精英层的政治斗争付出代价,而且往往是生命的代价,但老百姓也有报狭隘私仇的行为,一旦他们得到了这样做的机会。

毛泽东最后出动军队来平息派别之间的暴力,但中国进一步陷入内乱,因为军队也在寻求报复。在毛泽东选定的继任林彪元帅的指挥下,中国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全国各地的机构都成立了革命党委会。又一波的清洗和反清洗紧跟而来。武斗(最有名的发生在武汉)加强了与毛泽东妻子江青有关的极左的文革小组。军队内部产生了分裂。

在冯客称之为“黑色年代”的1968年至1971年间,随着数百万原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同时为在边境与苏联打仗做好准备,文革转移到了乡下。冯客把这个阶段描述为,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痛苦、饥饿、强奸和虐待。不过,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数百部中文的回忆录,其中有许多表明,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那段农村经历比冯客的描述要复杂得多,甚至是苦乐参半的。可以说,参加过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帮助中国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决裂,因为随着他们逐渐继承了国家的领导权,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觉醒的一代”和“思考的一代”。他们在农村的经历,为重新评估文革前提这个根本问题提供了机会。

在这段时间里,在农村开展的自力更生运动把这种做法推到了邪教的水平,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被组织参观山西省的一个村子,学习经历困难后建造而成的梯田,它据称让当地人不再需要政府帮助。同时,重工业以及从事重工业的工人被搬迁到了内地,以让他们躲避预计会发生的苏联袭击,冯客把这个搬迁计划描述为一场经济灾难。那时候,许多官员都已下放到五七干校,在这些位于偏远地区的农场里,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从事艰苦的劳动。与文革早期的暴力清洗和近乎内战的动乱相比,对上山下乡和强制搬迁年代的描述,虽然不那么痛苦,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个时期以林彪的死亡结束,林彪对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负有最大的责任,他于1971913日在蒙古坠机身亡。林彪被指控密谋暗杀毛泽东,阴谋暴露后试图逃离中国。

在冯客的笔下,1971年至1976年那段“灰色岁月”消费品严重短缺,饥饿甚至饥荒都很普遍。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毛泽东放松了对日常生活的政府干预。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与苏联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权贵阶层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但正如冯客描述的那样,毛泽东时期的极端政策基本上已经停止。人们对持续不断的清洗、集会和批斗活动感到筋疲力尽,开始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松散革命。出于生存需要,贫困的农民和支持他们的干部直接抛弃了公社模式。“人们养鸭子、养蜜蜂、养鱼、烧砖,加工木材,无不以公社的名义进行。”他们恢复自留地,出售农产品,兜售自己的技能,重新办起私营工厂。“无声的抗命和层出不穷的花招每天都在上演,人们试图削弱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用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取代之。”

冯客认为,广泛的被动抵抗和不顺从是毛泽东思想没落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可能不赞同这个说法;当时中国进行了放弃集体化的重大政策实验,而人民公社的最终解散,是毛泽东去世之后,高层决策者精心考虑的决定。像邓小平这样的高层领导人有遭到迫害、被流放到农村的经历,所以他们相信,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中国需要发展蓬勃的自由市场。

冯客的叙述有时候侧重耸动而非微妙。他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也值得商榷。有的文革回忆录是源自痛苦、复仇的欲望,以及希望避免这种浩劫再次发生,希望告诉全世界、告诉后人的意愿,这可以理解。它们本质上就是主观的,有选择性的。但本书文本甚少提供出处,认真的读者不得不频繁翻看尾注,而那些注解引用的来源有时也是令人怀疑的。此外,伤亡统计信息的准确性也很难评估。

尽管如此,在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过程中,这本书仍非常重要。在冯客看来,文革体现了毛泽东想站在全球共产主义舞台中心的企图。同时这也是“一个老人在晚年清算个人恩怨”的自私表现。毛泽东清除党内高层,发动中国人民相互对抗,鼓动他们用武力解决问题,开展仇杀,导致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纠缠不清。这也许就是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和党一起患上历史健忘症的最佳解释。冯客的戏剧性陈述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恶劣行为以及在文革期间遭受的痛苦,也显示了他们对动荡和暴力做出的迥异而富有创造性的回应。在结束历史上最重大动乱的过程中,遭受压迫、经常处在饿死边缘的草根阶层发挥了显著作用。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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