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4

十年浩劫和一部“禁书” -- 我的文革记事

转发此新闻:
影院停业,好戏上街

改变当代大陆人命运的文革过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学期末,老师和学生照例各自准备考试。一天,全校开广播大会,校长传达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小学生不懂校长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校长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听不考试了我们就高兴,就蹦蹦跳跳地涌出校门。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天我们不是与学校暂别,而是与“上学”永诀,是我们断学的界碑,可以终身凭吊。

开始过暑假了,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电影,暑期有特价八分钱的学生专场,电影院里有冷气,是消暑的好去处。日头当照的一个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赶到电影院,讵料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只见门口石阶上竖着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我扫兴地回家,一路上经过另几家电影院,看见家家门口挂着同样的告示,原来全市影剧院都歇业了。

怪事?为啥停业?今年暑假看不成电影了?

影剧院闭幕,好戏都在大街开演了。

不日,马路上突然喧闹起来,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他们人人手臂上套着一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罐、浆糊桶,在空白的墙上糊纸写字,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繁华的淮海路商业街,仿佛孙悟空领着群猴来闹场: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贴满“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干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都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大众”、“工农”、“卫东”、“红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没走多远,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铺商场的门面,开始“更新”人。烫头发,着小裤脚管裤子,穿头尖皮鞋,属于香港阿飞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红卫兵们逮住,不是剪断头发剪破裤管就是没收皮鞋,弄得他们或散乱着头发;或打着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狼狈回家。


冲击寺院 抄家批斗

又一日,一队红卫兵冲击隔壁天主教堂。这里十年前被政府关闭,此后只有一、两个神职人员看守。红卫兵从礼拜堂开始扫荡。他们把挂在两壁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几帧油画拆到地上;把讲坛正中墙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砸碎;另有几个红卫兵去后面的办公楼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图书扔在空地,各种中外文硬封面书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阳西斜时,红卫兵拖出两个神职人员,把他们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给他们的脖子挂上木牌,上面写着“帝国主义走狗”,开起现场批判会,一直开到黄昏才收场。

晚上,红卫兵点火焚烧那堆书山,一直烧到夜深

大火很快延烧到居民家里。里委会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队”,他们配合红卫兵抄家批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首当其冲。整个夏天,邻居中的此类“坏分子”先后遭殃,他们的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家具被没收;他们收藏的画作和书籍被撕毁;一个原国民党团长家被搜出军服和弹壳,成了他准备“反攻倒算”的罪证,并据此断定他一定隐藏了枪支,追逼他坦白窝藏何处?交代不出就是“负隅顽抗”,就拉出来批斗。

每天晚上有这样的现场批斗会,在被批斗者的家门口放一张桌子或椅子,让他们或她们站在上面。他们的头低到九十度,颈上挂块牌子,写着各自的身份“反动资本家”、“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们交代不出无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红卫兵拳打脚踢,还被押成“喷气式(双手反剪头几乎碰到地上)”,批斗完再加码游街,让他们一手拿铁锅盖之类的东西当铛锣,一手拿木棍边敲边说,“我是反革命XXX,”“我是地主XXX”。有一户邻居是穆斯林,过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门,红卫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来游街示众

上海市的红卫兵在拆除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

疑心暗鬼 人人自危

红色恐怖席卷全国一片肃杀,斗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死老虎,开始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一个老老实实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土改时从农村逃亡来的地主;一个病病歪歪的独身女人被抓出来,说她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曾经去美国留过学的大学教师是“美国间谍”;去苏联留过学的工厂工程师是“苏联间谍”

隐藏的“坏人”不断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邻居们疑心生暗鬼,生怕对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彼此不再信任。

比剧场里还精彩的真人戏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斗就去哪家围观。看热闹间,我的是非观被激发出来,仇恨意识也在心里滋生,“要不是搞文革,这些坏人不知隐藏到何时?他们一旦得势,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缳自尽;又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楼,红卫兵说他们死有余辜,我便觉得他们罪有应得。

孰料,有一天听到父母窃窃私语,父亲说,“最近,我们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论,如果归为国民党时代的‘伪警察’,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如果以解放后的警察身份为准,我们的成分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中的‘干部’。”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干,中共建政后继续留用。

我一下子吓蒙了,万一父亲被判为国民党的“伪警察”,那么我家也会被抄,父亲也将遭批斗,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出门?我去看批斗时不再兴致勃勃,甚至把被批斗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亲。

那段日子,父亲提心吊胆,我跟着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亲下班回家时的神色。幸好有惊无险,公安局最后决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旧账,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尽管如此,此后我每次在学校填写家庭情况表,在成分栏写下“革命干部”总不免脸红,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亲这样一个普通警察算啥干部?

196721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

人性丧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争取革命资格的年代,“干部”成分不仅是一块不被人革命的盔甲,还是一支可以革别人的命的长矛。

一年后,小学也开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师组织学生成立红小兵,我兴奋地成为其中一员。校长和许多老师已经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师就组织我们批斗他们。我参加审讯的“坏人”是语文女老师,她被揭发出来是“地主婆”。我们先是生疑,电影里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语文老师一向打扮朴素,总是剪一头齐耳的短发,穿一身蓝色的罩衫或两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么多隐藏的坏人,我们认为语文老师过去赢得学生尊敬,说明她太狡猾,伪装得太好,蒙骗了我们,便凶狠地质问她为何隐瞒成分?

女老师委屈卑怯地解释:她公公是有十几亩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换成她丈夫的名字,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读高中后没回过乡,也没当过一天地主,更没剥削过一个人,怎么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结婚,那时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给了贫雇农,她怎么能算地主婆?

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事,她不承认就是诡辩不老实,负责解押的红小兵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往下摁“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身心。

然而,我们终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无论经受怎样暴虐的斗争洗礼,都无法泯灭贪玩的童心,革命无形中成了我们玩耍的游戏。

学校组织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就七、八个人一组登上公共汽车上宣传,傻乎乎地读乘客比我们还熟毛语录,唱广播里不停吼叫的毛语录歌。有如红卫兵大串联变成全国免费旅游,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变成了全市免费旅游,每天选择上海的一个景点,坐着车一路唱着歌去兜风。

晚上,只要新闻联播发表毛的最新指示,我们就连夜被召集到学校,然后排着队敲锣打鼓到区教育局“报喜”,闹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结束,毛每发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们一个欢欣的嘉会。

文革时期的上海民兵

复课废学 有类无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动荡期过去,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进中学,“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学校还是原来学校,教学内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课学毛着和批判文章,语文课也要先学毛语录,数学和物理合并成“工业基础课”,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课”。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张,废除了必要的考试,学生爱来上课就来,不爱上课就不来,即使来了学校也只是我们玩耍的另一个场所。当然,有另一种评定成绩标准,就是是否积极投入革命──批斗坏分子老师,并积极争取参加(已经规范了的)红卫兵。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快活“上学”,胡闹地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文革终结恢复高考,我辈才意识自己的无知,黄金似的年华废成了粪土,白玉似的岁月搅成了豆渣,到头来千般悔恨与谁诉,只落得“老大无堪还可憎”。


文革终结 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后,“邓走资”为夺权清算文革,民众乘势反思批判文革,涌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可惜,囿于有限的言论自由,此类作品还远没有写深写透时,文革题材已经成了禁区。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如此,文学同样如此。为了不让自己亲历的文革和感受淹没于历史尘埃,不让无辜的受难者白白牺牲,我矢志撰写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只要我摊开稿纸,熟悉的“左邻右舍”就一个个走进方格,他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屈辱和苟活;他们在文革闹剧、惨剧中的遭际和冤死,一幕一幕复现出来;我与被批斗过的语文老师在梦中相会,她请求我为发声倾诉。我用笔代他们吟唱悲歌,也借此忏悔并洗净从小被毒化的心灵。

费时几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二OO七年,寄给上海同学的几本《福民公寓》被海关作为违禁品没收,这是大陆“官方”对此书的最佳“褒奖”,额外地为此书平添了些许份量。

不容许自由评说已经成为历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这个大事件还未了结,文革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争鸣》/ 喻智官



《福民公寓》和上海舞女

在中国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爱尔兰卢斯地区政府艺术办公室和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品征文竞赛,把成人文学一等奖,颁给了一位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他的参赛作品正是描写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

作家喻智官原是上海的医生,为了实现「写一部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的心愿,他于1988年去日本攻读文学硕士。十年前,为了寻觅自由写作的环境,他从东亚的岛国辗转到西欧的岛国,在乔伊斯和叶芝的家乡爱尔兰,历时五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于2003年在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日文和英文本也将陆续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海内外文坛上,《福民公寓》是第一部以大上海为舞台,全景式再现各阶层市民在文革狂潮中生死沉浮的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半殖民地时期法国人建造的一所摩登公寓里各色人物的命运,立体地刻画了中国人在四九年「解放后」尤其是文革的生存景况,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内涵,并试图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因由和渊源。

旅居爱尔兰的知名华人作家喻智官先生

书写亲历过的生死悲哭

被视为上个世纪最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倡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曾提出「人生与文学的对称性」的观点,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特征的《福民公寓》可以说是它的注解。《福民公寓》以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的主人公吴国福的视角,通过公寓里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白描,精心谋篇布局推进故事情节,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中,广角地透视了疯狂社会的真相:在没有人权的专制极权社会,每个人都是悲剧角色。

在福民公寓这个「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里,作者生动细腻地塑造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写下他们迫害和被迫害的生死悲哭:其中既有逃亡的白俄、大资本家、图书馆员、医生、舞女和归国华侨等非无产阶级;又有工人、区委干部、军代表,里委党支书,以及红卫兵领袖等无产阶级。

舞女祝秋艺是他们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这位旧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令人想起白先勇笔下一些著名的女性形象,如交际花尹雪艳、舞女金大班。不同的是,从上海跑到台北的金大班们,演出了别样香艳凄美的一幕,而留在大陆的舞女祝秋艺却没有那样的幸运。

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的时刻,住在公寓里的流亡白俄或再次出逃第三国或自杀,其他居民也面临命运攸关的去留选择,可舞女祝秋艺却轻佻地谢绝了小开黄──造船厂老板的儿子带她逃往香港的邀请,她要留在百乐门继续做「众星拱捧的月亮,翩翩起舞的彩蝶」。祝秋艺不相信共产党来了会不让人跳舞,不相信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真的会流光飞灭。

而后多年,祝秋艺只能打着哭腔,念叨小开黄分手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上海解放了,舞厅封门了,祝秋艺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渣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她草草嫁给一个叫来龙的工人作政治靠山。文革来了,她生怕自己被划进「黑八类」遭抄家批斗游街,就怂恿不关心政治的丈夫去参加工人造反队,由此得到一个造反队家属的护身符。不料,来龙加入的造反队因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唱对台戏,而惨遭镇压。丈夫在武斗中横死,费尽心机的祝秋艺又陷入新的惶恐之中。

为了寻找新的靠山,祝秋艺利用姿色去引诱户籍警赵河竹,两人勾搭成奸。有了赵河竹作靠山后,祝秋艺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尤其是在毛泽东生日,里委组织家庭妇女跳忠字舞时,赵河竹让祝秋艺上台教大家跳舞,使她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她和户籍警的奸情被丈夫是军宣队的里委干部揭露。公检法(文革时公安、检察院、法院合为一体)为了保全警察的形象,让赵河竹把责任全推到舞女祝秋艺身上。结果,赵河竹成了「上当受骗」者,而祝秋艺却成了腐蚀户籍警的坏分子,最终没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王安忆《长恨歌》淡化背景

就这样,喻智官在《福民公寓》中,将复杂的历史境遇,作为人性动作的舞台,写出个人空间被社会挤压之后的摧折与毁灭。作为旧上海文化一部分的舞女名媛,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到来时,其个体的命运和心理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然而,同样是描写旧上海留下来的舞女名媛,王安忆的那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却与之不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大量的笔墨,描写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名媛王琦瑶的日常生活,精细地刻画了一个风姿绰约的「上海小姐」形象,被视为一个城市古典摩登时代的见证。

在王安忆优雅的描述中,上海弄堂的闺阁,「沪上淑媛」的服饰,金屋藏娇的公寓,麻将桌上的男女游戏,上海式的物质生活,上海式的时尚趣味,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充斥全书。一个大时代的沉重与癫狂,就在这琐碎、轻逸与麻木的叙述之中,隐没了它的真实面目。

尽管王安忆说故事的才能炉火纯青,但是读者从这部小说中,看不到中国六十年代那场浩劫的惨烈,看不到时代对人物命运的震撼。社会背景被淡化了,虚构出来的主人公不食时代烟火,与她所处的历史严重脱节。写作的深度真实因此被抛弃。《长恨歌》的故事背景即使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也是可以的,唯独放在解放后的上海是令人无法想像的,是本质虚假的。

《上海文学》老编辑评两部小说

对喻智官和王安忆这两部小说,原《上海文学》的老编辑陈家骅先生都有过精彩的评论。陈先生与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同在一个编辑组工作,当年看着脱离襁褓的王安忆长大,并对她的创作有过很大的期待。但在读了众人叫好的《长恨歌》后,陈先生大失所望。

陈先生在文章中说:「虽然《长恨歌》比较成熟,艺术性也强,十分精细,也较耐看。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陈先生之所以对王安忆小说不满,是因为当年在《上海文学》编辑部里,有二十多人被戴帽,下放,挨斗,坐牢,就连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其「遭遇之惨无法言表」。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长大的王安忆,彷佛失去了记忆,居然可以把文革「淡化到了无法淡化的朦胧水墨画」的程度。

相反,对喻智官的小说《福民公寓》,陈先生一个劲地赞不绝口。他的评论题目即是「我喜爱长篇小说《福民公寓》」。他说:「幸亏有《福民公寓》作者这样坚持正义的正直之士,我们才能读到这部深刻而真切地描写文革的作品。」「正因为《福民公寓》是记录血污社会的写实之作,它只能在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版,由此也鉴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都是当代人文思想最重要的表达者。《福民公寓》的成功不在于技巧上的花拳绣腿,而在于作家的责任感和对历史的追问能力,以及他对人间的整体关怀。

来源:《开放》/ 茉莉



转发此新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