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7

大陆知青回忆九号风球下偷渡香港 (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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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勋关于苹果的记忆,已是五、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年71岁的他说,苹果的香气,令他下定决心从广州偷渡来香港。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我们作为广州市的市民,目睹这一切,就知道香港的人身光颈靓,又有钱。他们戴手表,带回来的食物又好吃。”孙仲勋说。

他当时年纪还小,“香港客”带回来的食物令他垂涎,其中他最喜爱的就是苹果。“那时我们闻到的苹果是很香的。我就觉得,香港的苹果这么香,真的是名符其实,一点也没浮夸。因为是香港嘛。”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后发动“上山下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孙仲勋来说,“上山下乡”反而带来让他偷渡到香港的机会。孙仲勋辞去广州汽车厂的工作,申请下乡,被派到惠州市博罗。孙仲勋说:“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将户口转到农村,就算偷渡失败要回来,也不会影响家人。”

孙仲勋26岁成功偷渡到香港

孙仲勋申请下乡意味着他要放弃城市户口。孙仲勋说:“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去到香港,户口对我又有何用?我对自己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句说话是毛泽东说的。”

“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甚么叫危险?我不知道。甚么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孙仲勋时年23岁,首次尝试偷渡。他与两名同伴选择坐火车到东莞,再循陆路到香港。

经过几天逃亡后,三人来到深圳福田。孙仲勋说:“下山后,我们见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为到了香港我们没有任何防备,大摇大摆,甚至抽烟。”

三人经过田间,突然有几只大狼狗突然扑出,其中一只抓着孙仲勋的胸口不放。“解放军在叫不许动。我们一听到他们说普通话,就知道我们失败。”

年轻的孙仲勋

孙仲勋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个星期,辗转回到博罗公社。在博罗待了十多天,孙仲勋回到广州。

翌年,孙仲勋坐火车到樟木头,但民兵上车检查,发现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孙仲勋终于学乖,知道必须经水路才有望到香港。这次,他与一个朋友结伴出发。他们先坐车到惠阳,然后上山。他们只敢在晚上赶路,走了四五天,终于抵达深圳大鹏湾。

孙仲勋和伙伴晚上10时多下水,一直奋力游,七小时后终于进入香港境内。
三天后,孙仲勋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埋堆”、“炒米粉”、九号风球

孙仲勋藉文革的“上山下乡”偷渡到香港,但对当时大部分“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令他们感到绝望,促使他们决心逃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陈克治与太太李洁馨。

陈克治1947年在广州出生。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陈克治刚好读完高中,准备高考上大学。陈克治说:“1966年开始文革,高考暂停。当时以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们这些人全部去了农村,失去我们的城市户口。”

当时,上山下乡最响亮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甚至有说知青一生要扎根农村。陈克治不甘心终身在农村渡过,母亲亦鼓励他偷渡到香港。

*** 视频:陈克治、李洁馨于九号风球下偷渡来港 ***

不过,“上山下乡”令陈克治有意外的收获。陈克治与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罗,并被挑选成为民办教师时,两人才相识。陈克治说:“去到农村,唯一短暂、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间有不少术语,其中一个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个靠近边境、可以接收物资--包括干粮、指南针、用简单物资制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陈克治夫妇当时选的“埋堆”地点就是龙岗。



从亲戚手中接到物资后,两人本来预计只需两天就可走到海边,所以只准备了两天的“炒米粉”。李洁馨说:“把米粒炒热后,之后磨成粉,沟些糖、沟些油。”由于“炒米粉”便于携带,加上感觉饱足,是偷渡客常见的干粮之一。不过,两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达海边。

陈克治与李洁馨深谙水性,所以对游跨大海很有信心。两人下水后,风浪极为猛烈,奋力尝试游离岸边也无功而还。李洁馨说,当时的浪花有一层楼这么高,一直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再去,我要回头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会离开你。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就跟着他去。”

由于受惊,李洁馨当时手脚也不听使唤,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样。他们仅余的物资有一条粗绳及一个救生圈,陈克治决定把绳绑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绑在救生圈,让李洁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冲出大海去。


成功到港三年后,李洁馨抱着一岁的女儿重回吉澳,向老婆婆致谢

翌日凌晨五、六点的时候,两人终于抵达香港吉澳。岛上有一个老婆婆将他们救起,并招待他们。李洁馨说:“那位婆婆告诉我们原来昨晚九号风球。”他们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后成功抵达陈克治姨妈的住处。

知青逃港人数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灾难,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历史的金虹对BBC中文网说,广东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没有这个地利,香港与广东这样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语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们的身份。他们也难以接触(香港的)风土人情。” 当时广东知青逃港风气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练习游泳,作逃港的准备。金虹说:“毛泽东不是跑到长江游泳吗?这就成为理由,(让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锻炼身体。”假如知青能够游过珠江--距离逾10公里--他们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资格,可以一试碰运气。


金虹认为广东知青逃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现象

至于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偷渡来港,一直没人能确切掌握这个数字。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对BBC中文网说,1968年香港约有2500名从中国大陆来的非法入境者,而这个数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过1971年后,数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录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冯客在电邮说:“确实的非法入境者数字远比(记录)高。”他解释,与向(香港入境处)人事登记办事处申请身分证的数字相比,上述的数字大概只代表三成进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计,单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约两万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够成功到达香港。其余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国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潘鸣啸(Michel Bonnin)则对BBC中文网说:“这样的‘基本事实’很不容易确定知青偷渡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20万。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难确定。”

潘鸣啸说,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在广州培英中学几个班进行调查,其中发现试图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这些数字推算,大概有25万广东知青尝试偷渡,当中20万人成功。

根据逃港者黄东汉的采访及记录,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鲨鱼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从山上摔下,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2014年,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

逃港者今在何处?

文革期间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难民计划被安排到其他国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国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后,再申请移民。

大部分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会举行聚会见面。2014年,这些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悼念当年逝世的逃港者。从2014年开始,每年五月一日,当年的知青都会一起前往拜祭亡灵。

文革过去五十年,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尘往事;今天的中国大陆,亦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孙仲勋自改革开放后,一直都有回去广州。他说:“广州有很大转变,大建设、大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也可以说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楼大厦,以前广州楼房,只有四五层楼高广州与香港的距离拉近了。”

陈克治说他从没后悔偷渡来港。“香港相对比大陆有自由。”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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