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8

斗敌人、斗盟友、斗自己人──毛泽东革命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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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崇毛和非毛这两派人士而言,20131226日是绝非等闲的大日子──120年前这一天,对于20世纪中国和世界走向、对于几代人中国命运具有重大 影响的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冲一个富农家庭呱呱坠地。中国研究院和《新史记》杂志于20131123日在纽约联合主办研讨会,邀请12位学者、媒体人和治评论家,探讨毛泽东的历史功罪和遗产、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等问题。《新史记》整理了与会者发言,并经本人审订。


斗敌人─斗盟友─斗自己人

高伐林(前《新史记》总编辑): 

各位都有宏大的思维,我只谈谈毛泽东的革命对象问题──毛泽东革命革了一辈子,他要革谁的命?

关于革命对象,以及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等,共产国际从中共建党到抗日战争中期,20年期间,陆陆续续对中共有很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最开始,是跟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没有自己另外确定一套革命对象;后来他逐步掌握了中共领导权,羽翼丰满,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更是自 行选定革命对象。

我们看到,在他漫长的50多年革命生涯中,革命对象有若干变化。最开始搞农民运动,他的革命对象是土豪劣绅和军阀──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其它还有一些;抗战期间,民族矛盾超过中国国内矛盾,必须要打日本──当然大家也很清楚,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像冯胜平说的毛泽东策划“15万精兵计划”,这个我以前还真没有留意;抗战以后要打倒的是所谓“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再往后,中共建政以后没几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为革命对象了。在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从1955年反胡风、“肃反”开始,已经在整知识分子了;到1957年,就集中对所谓“民主党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手了。

再往后,社会上的革命对象都清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就逐步转到党内:从“四清”开始到“文革”,重点都是党内“走资派”,到1975年,更明确提出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

这是国内的革命对象。国际上呢,开始日本是主要革命对象,日本战败之后,毛泽东马上跟美国人干仗,60年代初再跟苏联翻脸,连带着,跟着苏修跑的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了一两个之外,都是修正主义,都属于斗争对象;中国周边国家中也无不是反华反动派,斗争对象:印度、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最后,一句话统而言之:“帝修反”!

从国际和国内看,毛泽东有相似的脉络:先斗敌人,再斗盟友,最后斗自己 人。美国本来是中国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都是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不是有四颗星嘛,但他后来都翻脸不认人,当成革命对象。盟友都斗完了之后,就把自己内部所有各种派系都一个一个整掉,“文革”中更是将自己派系中──例如跟随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团,也整得鸡飞狗跳。

那么,毛泽东革命对象是不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缩小了瞄准范围呢?并不是。新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对象,以前打过的敌人也还是敌人!是的,毛泽东对日本人说过:

欢迎你们侵略;他为了跟苏联斗,也会跟美国拉关系,跟尼克松握手,似乎“敌、友、我”是可以转化的──在选定新的敌人之后,老的敌人又可以转化成盟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真会将日本、美国看成自己人吗?在毛泽东心里,跟他们交好,都只是一种利用他们的手段。在国内也是一样:最开始是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50年代末变成了“五类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挂在后面,算是“老九”──“文革”后期才有了那句从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台词来的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并不因为有了新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放过了过去的老敌人“五类分子”。“右派”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

实际上,他是把盟友圈、自己人圈里的所有人,都一步一步地移到革命对象圈里。我们一天天小起来,敌人一天天大起来;革命对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革命的队伍反而人马越来越少。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同样是如此。他所划定的革命对象,越来越大──他的夫人江青敢于断言从《国际歌》到《东方红》之间是“一片空白”,统统都是“毒草”,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毛泽东自己可以看《资治通鉴》看17遍(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不许老百姓看;他自己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可以向一定级别的高干推荐《金瓶梅》、《红楼梦》,也不许老百姓看。我记得“文革”前《金瓶梅》出过几次洁本,都是内部发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出过一次全本,但发行范围非常小。

刚才博树提出了毛泽东理想主义问题,他没有来得及展开。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自己理想比较集中的阐述,就是196657日,对林彪关于军队后勤生产的请示,写了一段很长的批示,史称“五七指示”,诸位都很熟悉,不用我再来背诵。当时,北京正在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揭发批斗“彭罗陆杨”,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文革”前哨战,把刘邓的重要党羽都搞掉了;但是毛泽东不参加,他宁可躲在杭州读书、琢磨。毛泽东对这篇批示的重视,远远超过跟“彭罗陆杨”短兵相接、唇枪舌剑。已经不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跟彭德怀对骂的时候了,七年过去,毛感到有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把握,他要考虑更宏大的重整河山的蓝图。这个批示,我觉得,就是毛泽东勾画出的一个理想国。

这个理想国的要点(或者说要害)就是取消一切分工!每个个人,要一专多能;每个单位,要五脏俱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看到这里,明白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越来越宏大,最后大到将人类文明的基础,都纳入革命对象的范畴──毛泽东几十年革命,一步一步地、最后把自己推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他要以人类文明为敌,以现存的一切秩序、典章制度,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为敌。而这个党,尤其是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宣部等等这些机构,当然是首先要跨过去的障碍。

毛导致全民“痞子化”

人类文明的许多核心观念,在毛泽东眼里都该被打成革命对象。人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意识,人类文明越往前走,自我意识越来越苏醒、越强化,毛泽东恰恰把自我意识当成主攻对象,下令“要斗私批修”。我们都经历过“文革”,记得很清楚,“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世界观”是我们每个早晨、每个晚上,都 要高标准严要求地自我检查的。

冯胜平刚才说,“文革”是向人性开战。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正是利用人们人性中的弱点,与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整个现代文明体系为敌。什么道德、财产、阶级、城市、家庭、货币所以这些,无所不包,都成了他要革的对象!

礼仪就不用说了。何频说要研究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在我看来,中文世界,尤其是以大陆为背景的中文世界,喷射着戾气、痞气、污秽气,这肯定是毛泽东、“文革”的功劳。毛泽东不仅以“痞子”自居,在那么严肃的中央委员全会上大谈“操娘”、在诗词《念奴娇》里“放屁”,对宋任穷的女儿表示对“文质彬彬”不以为然,而后通过官方喉舌传遍全国,还提倡“卑贱者最聪明”,脚上有牛屎也“最乾净”──那么自然嘴里有牛屎也“最干净”了!这就是身教言教让全国人民都“痞子化”,带动了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荣,以说脏话为酷,并传至后代。眼下在平时交谈中,在网络帖子中,在社交媒体中,“丫的”“猪习”“吊丝”比比皆是──“吊”是男性性器官,堂而皇之在媒体上大登特登;“逼”是女性性器官,用了一个“逼迫”的“逼”字作为“白手套”,也大行其道:“傻逼”“牛逼”

王军涛:文雅一点,就说你“装逼”。

这么难听、不雅的词汇,人人都司空听惯,大家也习惯成自然,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交往中的常态!

这一切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非常糟糕的、恐怕多少年都很难“消化”的遗产之一。不仅是在社会交往中礼仪规范大倒退,更严重的是,既然把道德伦理都当作革命对象加以横扫,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利益了,只能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考量了!

对文明可以不可以批判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确实曝露出很多虚伪、偏执、双重标准等弊病,批判文明,不仅是可以的,更是应该的、必须的。我们看看,西方多少大师对文明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而走得更远,向文明宣战,也从来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毛泽东以他自己很有鲜明个性的语言──就像文谦刚才所说的,毛泽东很有语言天分──又把这种宣战强化了。

但是我们说,对文明的批判,绝不能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批判;对文明的改造更新,绝不能越改造越野蛮,越改造越愚昧,“反其道而行之”。而毛泽东恰恰利用他的权力和威望,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上,推动全党全军全国将人类文明当成革命对象。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得不啃吃毛泽东留下的这个苦果,还远远没有啃完;下一代也深受其害,而再下一代呢,我也看不到根本改变的迹象。

来源:《红色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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