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6

共产极权与宪政民主水火不相容,如何「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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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李锐先生百岁诞辰,李锐在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百岁回首》,说自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在文中,也重提88岁时写过的一句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在退休后鼓吹宪政民主的老干部,往往被称为「两头真」,《炎黄春秋》前主编杨继绳在20011月的《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一文中首提「两头真」的概念: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

前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李锐

「两头真」老人在大陆民间享有相当的声望,李锐百岁诞辰,也引来许多人的衷心道贺。不过,也不是没有杂音,如推友秀场寡头就质疑:「既然对得起党,那又如何对得起历史?」确实,所谓「两头真」,一头是共产极权,一头是宪政民主,两者水火不相容,不可能两头都「真」,如果晚年为真,就应该对为建立极权体制奋斗,帮助建立共产极权体制,并始终服务于极权体制的运转和巩固有所忏悔,否则,这种说辞,就更像是一种掩饰。

实际上,即使是晚年那一点宪政民主鼓吹,又何尝发挥过半点作用呢?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民间的维权、抗争行动,还是政治异议和反对表达,都跟这些「两头真」老人不沾边,而他们自以为无比重要的各种「上折子」,也都如泥牛入海,从来不曾激起过一点涟漪,就连《炎黄春秋》粉丝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历史真相,也因为「五不碰」──不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六四、法轮功、现任和上任领导人──而一钱不值:啥都不碰了,又能改变什么?

因此,「两头真」老人的声望,更像是一种妄念的产物,一些人捧他们,无非幻想其这些前高官还有些残余的力量,能够作为体制内健康力量,推动点什么。对此,同样被誉为「两头真」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可谓洞若观火,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因为有我们这些人(指」两头真「老人)还在,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党还有希望,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没有希望。」可见,连清醒的「两头真」老人也知道,指望他们推动点什么,也不过是一种可鄙可笑的妄念而已。

所谓「两头真」,一头是共产极权,一头是宪政民主,两者水火不相容,不可能两头都真。

放大了说,对「两头真」老人的妄念,其实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妄想症的一种。大陆流行的各种廉价改变虚假希望,都离不开体制内健康力量这味药,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是体制内外互动的渐进转型、又或者是公民社会成长所需要的良好环境,离开了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个假设,都通通会变得虚假可疑,那么,究竟什么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呢?

1949年之后,中共消灭了原有的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包括一切的总体性极权社会,当中共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根本就不存在体制外力量,以致具有自由化倾向和宪政民主理念的人士,也都存在于体制之内,比如最为自由化的分子如刘晓波,也有着体制内的大学讲师身份,方励之先生,更是位居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子。当时并没有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个说法,毕竟大家都在体制内。

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提出,必然以体制外的存在为前提。1989年事件后,体制进行双清,将一些体制内自由化人员审查乃至清除出了体制队伍,更为重要的是,1992年邓南巡推动市场化,经济机会勃兴,大批体制内人员主动下海,上述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了可以被观察到的体制外力量的浮现,这才开始有了所谓体制内外的区别,体制内外的概念这时才开始成型。

相对被赶出体制的反对派,以及因经济机会而下海的人士,一些仍未放弃自由化立场但留在体制内的人士,开始被人看作是体制内健康力量,这些人士大多栖身于教科文卫等部门,或尽力在当时仅剩的几个平台如《读书》、《随笔》、《东方》、《炎黄春秋》上发声,或维持着自己的自由化小圈子,继续相应的知识活动,在当时近乎万马齐喑的情况下,这些人士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甚至被寄予相当的期待,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这些人当中,既包括李慎之、何家栋、李锐等「两头真」老人,也包括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贺卫方等体制内知识分子。

然而,如前所述,这些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是1980年代泛自由阵营在体制内的残留,经过了1989年的清洗和1992年经济浪潮的冲刷之后,这些残留分子本身就只能存活在体制相当边缘的部位,且始终受到体制主流的警惕和排斥,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力量,也无能承担任何寄托,有人曾说,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是健康的没力量、有力量的不健康,虽为戏言,倒也准确,朱厚泽先生之所以屡屡言及其实「没有希望」,实际上是作为前高级干部,洞察体制内现状,而得出的冷峻结论。

不仅如此,即使是这些残留的自由化人士,也要面临不断的挑战,也会出现不断的转变乃至流失,一些人会继续被体制所清除出去,如刘军宁先生被赶出中国社科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陆市场化进程的加速,1999年后,体制开始运用市场化成果,加大对知识分子的收编吸纳,通过保留事业体制,而又引入市场化机制,教科文卫体制实际上成为了新的利益分配体制,知识分子逐渐被编织进了新的利益分配体制而迅速小康了起来,即使是那些依旧坚持自由化基本理念的人士,也大多钝化甚至放弃了自由化的表达,屈服于各种利益和头衔之下。因此,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整个体制内群体──从党政军体系、到教课文卫事业体系,再到国有企业体系──的日益保守化倾向,在这个时候,再谈所谓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实际只是一种愿望的投射,而并没有现实的对应。

可笑的是,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体制内健康力量,但为了维持廉价改变的虚假希望,体制内健康力量就不可能缺席,而是依旧作为条件或寄托而存在。如果现实不能满足,那就依靠各种创作何虚构,比如前几年某律师的《中南海来信》,又比如微博、微信定期流传的《南方都市报》的版面隐喻、又或是编造体制内某某义举、壮举之类,实际上都是在虚构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进而支撑虚假希望的寄托,而对「两头真」老人的赞美和寄托,实际上也是这种创作的一部分,只是,随着这些老人们的纷纷离世,这种创作及其背后的妄念也该破灭了吧?

来源:东网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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