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2

“私募一哥”徐翔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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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一哥”的覆灭(一):徐翔其人

去年111日,周日,上午1033分,东部沿海工业城市宁波的高速交警在其官方微博上发了一条看似无关痛痒的消息:“因临时交通管制,G15沈海南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所有进口都已关闭。”

那个周末,富甲一方的徐翔回老家宁波参加他奶奶的百岁寿宴。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泽熙投资的创始人,徐翔一贯会带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他管理的表现最差的基金,也在五年时间里增长了近800%。经历了无数次的腐败调查、市场下跌、清洗运动和其他恐慌,他都安然无恙。然而,就在他的传奇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徐翔本人依旧神秘。凭借其他人没有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其他人不知道的传言,他积累起了大笔财富。这是一项针对中国制定的完美策略。在这里,相关方严格控制信息,不愿发布信息。(我为本文采访的几乎所有消息人士都只愿匿名受访。他们害怕遭到政府报复,或是生意受到损害。)尽管财富和影响力都增加了,但徐翔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个人生活的几乎所有细节和他的交易技巧。

20151031日,徐翔被指控涉嫌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等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逮捕。

看上去,这种平衡肯定是在去年612日那天被打破了。当天,中国股市开始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跌。在三周时间里,中国股市市值蒸发三分之一。股市的下跌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727日和824日两天更是大跌。824日则被《人民日报》称作黑色星期一。当天,上证指数下跌8.5%,创下八年里单日最大跌幅。在两个半月时间里,中国股市缩水5万亿美元。影响波及全球。黑色星期一当天,道琼斯(Dow Jones)工业平均指数在开盘后不久大跌逾1000点,伦敦富时100指数(FTSE 100)缩水1160亿美元。但不知为何,徐翔却毫发无损地度过了这次断崖式大跌。

尽管徐翔腰缠万贯,但宁波的寿宴却颇为低调。他的家人和他一样,不喜彰显身份。他妻子宁愿挤地铁,也不愿开车。他奶奶依然住在徐翔长大的那个中产阶级小区。但那天上午,徐翔在接近1030分时收到的一条警告消息,让庆祝活动受到了一点影响。那条消息说,当局来抓他了。

徐翔马上退出了生日宴会,驱车沿G15高速公路向上海驶去。车子开过一片片由低矮灰色公寓楼组成的小区,那里墙面灰浊,院落凌乱,窗户上装着栅栏。他穿过将宁波一分为二的奉化江,绕过杭州湾,匆忙驶向跨海大桥。但他不知道警方已经封锁了前方的道路。当他抵达大桥时,当局把他从车里带出来,带到了高速路边,进入高速路巡查人员的办公室。

尽管之前徐翔身上充满了隐蔽和密谋的气息,但他败落的一刻,却平淡得惊人。那天晚上,网上出现了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穿着白色的阿玛尼外套和前系扣的灰色衬衫,带着一副无框眼镜,胡子刮得很干净,脸颊微胖,黑发凌乱,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可以看出,镜头之外有一个人在特意拉起徐翔的衣袖,露出卡在他手腕上的一副手铐。徐翔直视镜头,似乎有点漠然,或说不明所以。如果说他感到惊诧或心烦意乱,你从他的表情中完全看不出来。这是徐翔唯一一张被外界看到的照片,直到那天早上之前,他一直是中国股市的一个传奇人物。

徐翔的故事也要从中国股市的开端说起。他出生在宁波一个安静的偏下层社区,那里有着货品简单的店铺和公共住房住宅区。1990年,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不远的上海成立时,徐翔刚上高中。股市热很快传遍了宁波,那里有作为商业中心的悠久历史,还有让人引以为豪的商业文化。股票这种东西与之非常契合,这里很快就成立了几个交易点。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徐翔就开始炒股。他完全是自学成才:他的父母一个是退休工人,一个是家庭主妇,对投资都一无所知。“我学习股票,看书,听券商培训,也看国外投资方法,”徐翔后来曾这样告诉《财新周刊》,那是他所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之一。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参加令人生畏的中国高考的机会,向他的父母借了3万元本钱,开始全职炒股。他后来说,自己实际上“出生于”1993年──他开始炒股的第一年。

当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在开设股票账户,那种热情后来被证明不仅非常持久,而且改变了一个时代。在上海交易所和深圳后来成立的中国第二个证券交易所,股市成交规模不断扩大,从1993年的610亿美元,达到2015年夏的10万亿美元。与美国机构投资者主导股市的情况不同,在中国,2亿散户投资者的交易量构成了整个股市的约85%。美国道富银行应用研究中心(State Street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的一项调研显示,其中81%的人至少每个月会进行一次交易。但经验较少的个人投资者容易被谣言左右,会在对市场基本面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因此很容易沦为更老道和更有计划的交易员的牺牲品。“这些散户投资者在市场上被称为‘韭菜’,”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金融学教授严弘说道。“他们被割了一茬又一茬,还是不断长出来,就像野草一样。”

徐翔早年是在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的营业部炒股的。当时,股价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会影响股票的发行和企业信息披露的人为规则变动,持续干扰着本就难以预测的股市。1992年,上证指数上涨了167%,然后在19934月和19947月之间,又暴跌了大约75%。尽管中国银河证券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并不能为这里的交易带来什么保护;在徐翔刚入行的时期,他周围的交易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能赚到或损失掉大笔财富。

去年12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早上,我来到银河证券。从徐翔第一次踏进那个大门至今,这座建筑本身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座八层建筑位于一个亮着蓝色灯光的药房旁边,看起来似乎濒临坍塌。沿着散落着烟头和瓜子皮的宽阔水泥楼梯往上走,就来到了二层的主交易厅,这里从早上9点开始就挤满了神情憔悴的投资者。在正对着交易行情板的小型金牛塑像上方,挂着一个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给交易者的劝诫之语──“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私募一哥”的覆灭(二):天才还是权贵傀儡?


中国股市早期那种令人兴奋的骚动,塑造了徐翔的操作风格:快速买入、快速卖出,总是玩大的。日后这成为他的一个标志。这种有着当日交易色彩的手法,在粗犷的中国股市中走向了极端;在这个市场上,信息十分稀缺,不是不可靠,就是根本没有。到1995年时,年仅19岁的徐翔声誉鹊起,有传言说,他成为了上海两个势力强大的黑帮之间争夺的对象。这两个黑帮都看到了股市带来丰厚利润的潜力,看到了这个年轻交易者的出色表现,都希望徐翔专为自己的帮派做投资。多位消息人士告诉我,最后是由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黑帮的头目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而此事还──这部分似乎不太可信──启发了一系列关于股市天才的港产黑社会电影。

随着徐翔的名气日增,他的人际网络也在扩大。到了1990年末期,他成为了“宁波敢死队”的非正式队长。这个团队以操纵不太出名的低价股票出名。中国股市不允许股价在单个交易日的涨幅或跌幅超过10%。为了利用这个涨跌停系统,该团队制定了一个战略:会突然向选中的股票投入巨大买盘。其他交易者看到这支股票的价格突然上涨,就会纷纷跟风买入。把股价拉升到10%涨停板。一旦股价在第一天达到涨停板,这支股票的涨势就具有了自我持续性。急于买入股票的交易者会在第二天一开盘匆忙买入,再次把这支股票拉升到涨停板。这样的走势自己也会带来宣传效应和唾手可得的利润。几天之后,这个团队就会抛售股票,其他交易者也会跟风抛售。股价会跌到一个较低的价格。这种战术令人想起美国股市现在的“垃圾股”操作,但是它的赌注更高,是在类似于美国股市早期那种监管环境中运作的。跟我交谈过的一个交易员曾用崇拜的语气谈到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他是世纪之交的一个美国股票操盘手,赚了几百万美元,而后又失去了这些财富,1940年在他63岁时自杀。

“宁波敢死队”声名日盛之际,其他交易者开始密切关注银河交易厅──无论他们买哪只股票,必定都会引起注意,导致相应的买盘激增。不想获利都难。

徐翔为人低调──团队其他成员的新款跑车显眼地停在交易大厅前,他却会避开这些光鲜的东西──但这个团队还是拥有了神话一般的地位。两个自称是“宁波大佬”的人写了一系列书籍,还举办了一些旅游研讨会,承诺要让大批新手投资者学会宁波敢死队赚钱的秘密。中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冒出了跟风的“敢死队”。

他们引起的关注也不全都是正面的。《中国证券报》2003年的一篇文章提出质疑之后,中国股市监管机构证监会派出一名专员,负责对银河证券和其他五个宁波交易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专员召集一些知名的本地交易者开了一个“非正式讨论会”。该团队从股市上消失了,但仅仅一个星期之后,这名专员发布公开声明,说自己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他们随即卷土重来。不管这些交易者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们赚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利润,而宁波──以及整体的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

到了2005年,徐翔走出了家乡。他需要更加接近权力和金钱,而宁波的池子已经太小了。他选择的这个时机一如既往地恰到好处。在中国的对冲基金行业正要起飞之际,他怀揣着数亿资金搬到了上海。早在90年代初,这一行业就具备了雏形,但那时候交易量很小──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既不存在本土人才,也不存在法律框架。这类基金在私底下操作,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监管。“谁能管理对冲基金?”曾在中国监管部门供职的一名官员表示。“那时候是个未知数。”

直到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修订才为对冲基金开辟了道路。那些决定在这一新框架下经营的基金后来得名“阳光基金”,以便与隐藏参与者的基金区分。此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带动之下,新富阶层突然手头有了数以亿计的资金来进行投资。“简直是完美风暴,”毕马威(KPMG)驻香港的投资策略总监张浩川(Zhang Howhow)说。“为了找到相对合法的途径来做这门生意,大家开始更认真仔细地研究监管规定。市场在上行,又有一批高净值人群。”那是徐翔的机会,“在中国来打造一个恰到好处的对冲基金──规模最大、业绩最成功。”

2009127日,徐翔成立了泽熙投资,资本为3000万元。公司名称源自徐翔最钦佩的两个人:毛泽东的“泽”、康熙的“熙”。前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后者则是华夏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20103月,泽熙一期基金成立,规模为10亿元。理论上,这是一个阳光基金,但是由于投资者少于200人,徐翔并不需要透露客户名单。

作为老板,徐翔痴迷于工作,不知疲倦。友人表示,除了股市,他没有其他爱好或兴趣。每天早上845,他就来到泽熙在上海那间光鲜亮丽的办公室,经常待到凌晨2点。他的座位在公司交易大厅后部,他在那里亲自指挥泽熙的投资,就算公司的资产接近300亿的时候也没有松懈。他始终高度神秘。泽熙的研究人员不知道老板是否听从了他们推荐的股票买卖建议,直到年底看到自己的绩效评估。“徐翔总是在交易,”一位老朋友评价。“如果他不是在做交易,那就是在思考怎么交易。”

开会的时候,徐翔会盯着两部智能手机,一部显示市场价格,另一部则用来浏览财经新闻。他宁愿让别人开口,而当他插话的时候,他的回答简单粗暴。来自西方的一名基金经理表示,徐翔看起来“觉得回答问题很无聊,巴不得回去交易。”他衣着随意,有时就穿运动服。

与在宁波的时候一样,徐翔似乎总能踩准无可挑剔的时机,将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大赌注中去。他专注于买入的那些股票,要么规模不大,要么比较不知名,或是价格接近谷底,一旦盈利就抽身。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些惯常手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比如卖空股票以冲抵市场下行的风险(也就是“对冲”)。中国的监管部门对这些做法存在疑虑。基金经理几乎完全依赖在适当的时间买卖股票获利。

徐翔的成就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从20103月到201510月,泽熙一期基金产生了逾3270%的回报,而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仅增长了11.6%。泽熙的其他基金取得了同样惊人的增长率。到了2015年,徐翔控制了至少280亿的资金,在中国对冲基金经理中拔得头筹。激动于他白手起家传说的公众对他颇为推崇,称其为“中国的卡尔伊坎”、“徐神奇”和“私募一哥”。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徐翔超乎人们想象的成功持续引发各种谣言和猜测:说他有内幕消息,琢磨他为何能准确地把握交易时机,还说他那些富有(且完全不曾暴露身份)的客户可能有政治人脉。流传最广的一个谣言是,徐翔是在帮富有且腐败的上海“太子党”──中共重要官员的子女──做投资。传闻说,这些太子党给徐翔提供内幕消息,保障他的安全,使他免于被起诉;作为交换,徐翔通过私募基金的形式替他们运作资金,这类基金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既能掩盖投资的金额,又不会暴露投资者的身份。这些谣言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让人感觉极有可能是真的,但又完全无法证实。

在宁波一家环境优雅的滨水咖啡馆内,我约见了一名年轻的股票交易员。此人猜测,与政界的关联成就了徐翔,也最终毁灭了他。“徐翔是被人推着走上那个舞台的,”这名交易员告诉我,不时有拎Gucci包、戴Cartier手表、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从我们身边经过。“上海有很多红色资本家,也就是领导人和重要官员的子女。他们把大笔资金放在徐翔的私募基金里,把它们当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使。”

据这名年轻的交易员讲,徐翔的整套资金运作行为只是为了掩盖这种并不复杂的把戏。“徐翔一共有七个产品,”此人告诉我。“最成功的几个是给红色资本家运作的。其他的都是老鼠仓”──用来推高股价、给徐翔的客户带来更高收益的幌子。

与我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业内人士,都重复着近乎一样的传言:与其说是金融天才,徐翔更像是被更大的力量左右的傀儡。而且,这种解释往往会被用在回应长期困扰中国金融界观察人士的一个问题上:徐翔为什么没有早点收手?有关他非法操作方式的流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又已经打造出中国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并在这个过程中敛得上百亿的个人财富。为什么还要冒着被清算的危险继续干下去呢?

“那就是投资者的阴谋了,”一名曾经的对冲基金研究员告诉我。“给他钱让他打理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项基金业务收缩。”至于徐翔是自愿合作起家的,还是一开始就被胁迫,都只是更进一步的猜测了。“如果有政治背景强大、人脉深厚的人来找你,想让你替自己管理资金,”这名研究员说,“要想拒绝还是有点困难的,不是吗?”

假如徐翔真的和隐秘的中国政治权贵有牵连,那么他小心维持的低调,只会显得更为关键。在一个政治和经济控制密不可分的国家里,最出风头的人往往最先败落,而保持不为人知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就连徐翔到底有多少资产,到现在都还是个谜。2015年,胡润百富榜将徐翔列为第188位,身价显示为22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不见得囊括了徐翔从私人打理的基金获得的所有收入,可能也没有包括那些以他家人的名义掌控的资金,以及藏匿于泽熙资本之外的资产。没人知道徐翔确切的财富额,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私募一哥”的覆灭(三):魔法消失,王国崩盘


泽熙投资公司在发展壮大之际,开始通过更为不透明的市场渠道进行运作。买卖股票已经不足以让这个王国继续快速成长。徐翔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2010年末,他开始利用一系列壳公司和名称大同小异的附属基金,收购一些公司的股份。他扮演起了激进投资人的角色,把自己人送进公司董事会,然后这些人会实施投资者友好型的政策──尤其是派息政策。

2010年至2014年间,泽熙投资了45家发放股息的公司,这已经超过了一般基金那个时期所投资公司的总数。“这种策略非常独特,”在中国工作的一位西方基金经理告诉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因为只有少数基金经理有能力推进这种策略。”但徐翔有影响力,有关系。一家公司的业绩或者基本面似乎并不会对他构成困扰;只要找出几只具有吸引力的股票,他就能运用自己的技巧,在这些股票身上大赚特赚。泽熙会用到手的股息购买公司的更多股份,并在股价上涨时抛出,进一步扩大利润。

要执行这种策略,徐翔必须依赖可靠的代理人网络。两个最重要的代理人就是他的双亲。他父母是泽熙的高管,还是若干关联公司的控股股东,他们帮忙以徐翔的名义操控了金额高达数十亿的投资。他们还经营着一些公司,那些公司是徐翔的秘密王国的组成部分。徐父通过泽熙的一家附属基金,拥有徐翔家乡的一家百货商场公司──宁波中百──的很大一部分股权。其他公司,比如不赚什么钱的服饰连锁企业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则由徐翔的朋友和盟友经营。

去年夏天发生股灾时,徐翔的成功和恶名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迅速重拳出击,禁止大股东卖出上市公司股票;暂停IPO(首次公开募股),要求国营机构继续持有原仓位或买进股票。政府还组织了一支买进股票、拉抬股价的“国家队”,这只队伍由经纪商和投资机构组成,获得了金额多至3万亿的国有资金。

但在股市崩塌过程中,徐翔的王国依旧欣欣向荣。从2015年初开始,泽熙旗下一只基金的净值增长了357%,在中国的1649只基金里排名第一;另一只基金的净值增长了187%。在6月份为期三周的股灾行情中,泽熙的五只上市基金全部增长了至少20%

《南华早报》称,徐翔的成功似乎得益于神奇的运气和对时机的把握。泽熙持有的至少三只股票被“国家队”重仓买入。但更神奇的是,泽熙旗下的所有基金似乎都在恰当的时刻,即去年夏末股市短暂反弹之际清仓了,那之后股市又一落千丈。截至2015年夏末,泽熙旗下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超过了200%

不过,随着股市的枯萎,徐翔成了靶子。去年9月,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暗示泽熙卷入腐败和内幕交易案的帖子,传遍了中文互联网。该帖由匿名人士撰写,声称泽熙和极具影响力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合谋,指示买手买入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的股票──在股市跌得最厉害的时候,该公司的股价一飞冲天。徐翔否认与中信证券联手操纵美邦的股价,但中信证券的数名高管在去年秋天被捕,搅起了更多的风言风语。

上述帖子提到了这一欺诈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个动机。事情始于上海滩一名持有美邦股份的太子党在徐翔面前的抱怨之辞──2015年夏天的股灾期间,美邦的股价跌得很低。徐翔找中信证券的人帮忙,几周后,“国家队”买入了美邦的股票,持股数占其总流通盘的15%,令股价飙升。中国证监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开始进行调查。徐翔几乎立刻被政府部门限制出境。

9天后,徐翔从他祖母的生日宴上消失,试图前往上海。他在这个时候被捕并非巧合。中纪委特派组正准备针对中国证监会的活动和领导层展开彻底的核查。拿下徐翔──尤其是当众拿下,并留有影像证据──是整个夏天都被负面经济新闻搞得焦头烂额的政府对自身威力与能力的彰显。“在中国,”一位基金经理告诉我,“执法过程中存在妥协和讨价还价,没有一定之规。政府想用这个案例来宣告,从现在开始,他们要秉公执法了。”

徐翔本人似乎感到末日将至。被捕一年前的201411月,他搬到北京,在离中国证监会不到1公里的地方设了办事处。据其同事所说,搬到北京以后,徐翔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四处托关系塞钱,想要避免被调查。但徐翔虽有数以十亿计的身家,也不过是出身寒门的普通人。仅仅是操纵市场这一非法行为本身,可能就足以让他垮台;据说为他提供庇护的几个腐败官员已经成了反腐行动的目标,这意味着他无法脱身。

徐翔目前仍被拘押在北京的某个秘密地点。他被捕数月后,经警方确认的唯一细节是,他因涉嫌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价格而被捕。没有关于庭审的消息;没有认罪录影带;没有正式的指控,或者被公开披露的罪证。没有他坐镇,泽熙崩盘了。徐翔就是泽熙,没有他,魔法就消失了。

股灾发生以来的几个月里,中国政府一直在严厉打击金融市场中的非法行为。“市场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基金经理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捕,”前文那位西方基金经理告诉我。事实证明,徐翔之所以成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目标,并非因为他本人的不当行为,而是因为通过他可以锁定更大的目标──或许是上海的太子党群体。“如果想要扳倒某些人,你首先得扳倒他们周围的的一大群人,支持他们的那些人,”该基金经理说。“你得收紧套在他们身上的绞索。”

彭博新闻社报道,从2015年初到当年9月,中国共有34家上市公司发公告称其高管失踪,或正接受调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证实,截至201511月下旬,金融界至少有16位重要人物直接卷入证券市场清理风暴,他们或者已经被捕,或者正接受或协助当局调查。今年1月初,美特斯邦威的董事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的情况下,消失了一个多星期。

“腐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徐翔被捕数星期后,北京的一位知名对冲基金经理边喝咖啡边告诉我。这位基金经理跟我的所有消息源一样,对接受采访一事极为紧张。打击行动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尽管此前的市场崩盘显然是缺乏透明度所致,中国政府的反应却是严密封锁信息。这位基金经理强烈要求我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被逮捕。市场充斥着不法行为,他说,没有人是安全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如果他们想抓你,他们就会抓到你。”

用于描述这些高管的遭遇的词汇──失联──已经成为共产党无限期扣留某人加以盘问或逮捕的委婉表达。这场行动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对在中国国内蔓延的不满情绪的回应:人民、党和政府都需要把丢失的颜面和损失的金钱归咎于某个人。徐翔成为了无处不在的金融腐败的象征。“还会出现新的玩法,”那位前监管机构官员说。“但谁也不会像他那样胆大包天。”

对中国那些想要成为富豪的人而言,打击行动所牵涉的利害远远超出市场的范畴。我和北京那位基金经理在某大学的校园咖啡厅里聊天时,一个年轻人朝我们走过来,颇有兴致地看着附近一面墙上的两幅画。基金经理不再说话,不自在地转过身去,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那个有可能在偷听我们讲话的人。年轻人走过去之后,基金经理重新转向我。“在中国,”他说,“失败的一方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Alex Palmer是驻北京的作者。这是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Yajie Wang对本文有翻译和报道贡献。

来源:纽约时报杂志 / Alex Palmer  驻北京的作者 Yajie Wang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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