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8

涉“公开信”的长平:我为何拒绝与中国政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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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日,在中国西南四川省,警察出现在我父亲70大寿的寿宴上。他们指控我的家人前一天焚香烧纸时引发山火。焚烧香蜡纸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的一部分,为的是缅怀故去的亲人。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被传唤到派出所后,很快发现他们被拘押另有原因。


我是一个旅居德国的新闻工作者。三月中旬,我为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因为怀疑媒体人贾葭和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有关联,而将其“秘密绑架”。那封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辞职。中国领导人怀疑是政治对手策划了公开信的传播,为的是在共产党内部挑起异议。他们对可能与此信有任何瓜葛者都不放过。因此,我在中国的家人立即遭到警察骚扰。

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当局为巩固权力关押了大量媒体人和人权律师。但在一个中国人可以接触到境外新闻报道的时代,政府意识到仅仅让国内媒体人俯首听命还不够。领导人正在把海外写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作为目标。

过去,被警察用请“喝茶”的方式骚扰,是海外异议人士在国内家人的家常便饭。绑架生活在国外的批评人士的家人是一种新策略。旅居纽约的异见人士温云超,被当局怀疑参与了公开信事件。上月底,其在国内的父母和弟弟据称被警方羁押了一周。

数名书商在香港被绑架,是中共当局强化打压境外批评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相对自由的地区。多年以来,这些书商出版了聚焦中共官员政治绯闻的杂志和书籍。然而,去年年底,几名书商陆续失踪,随后出现在大陆,声称正在配合警察调查自己的“非法”活动。

这些严厉的行动,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企图控制全球舆论行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海外网站上发布煽动性的言论,攻击批评中国的文章。中国政府还投资了西方国家的电台和报纸。

我一直担心家人可能会成为目标。我在中国媒体工作多年,很多呼吁自由和公开的文章激怒了审查机构。最终,我被禁止在大陆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2011年,我受邀到德国访问,随后再未回国。

三月,警方在一天后释放了我的一个弟弟,并要求他与我联系。在电话上,他传递了警方的三点要求:删除我对四川当局的绑架谴责,撤回最近在德国之声上发表的那篇论及习近平的文章,以及答应以后不再写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评论文章。我弟弟说,如果我答应了,警察承诺会释放我的家人,并免除所谓失火案的赔偿金。

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的弟弟又被拘押,加入了其他手足的行列,并在警方的控制下,不停地给我来发电子邮件,力劝我不要向媒体发布信息。他在邮件中称,警察没有使用“武力或刑罚”,而是“很人性化”地对待我的家人。

“哥,你别误会,”我的弟弟说,“警官他们对我们是依法调查,请不要再发文章了,请删除以前发的。你说话很不负责任。”

弟弟的哀求让我陷入痛苦的挣扎。我应该屈从于他们的绑架者,放弃写作吗?我还被告知,这场无妄之灾让我体弱多病的父母深受打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与中国政府合作,将改变我的生命旅程。如果我选择屈从,那不仅意味着放弃我的新闻事业,而且将玷污我深信的那些信念。

我决定拒绝合作。我在网上贴出我和弟弟的部分往来邮件,公开当局的所作所为,我还屏蔽了他的邮箱地址。

我的遭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舆论压力之下,329日,警察释放了我的家人,但要求他们交纳3.3万元人民币(约合5100美元)的取保候审保证金。随后,当局要求我的父亲和弟弟接受媒体采访,并炮制了所谓的“个人声明”。在“声明”中,我的弟弟否认他们被绑架,并谴责我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接着,当局宣称正式就纵火案对我的家人展开进一步调查。

几个跟我的家人有联络的朋友说他们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亲戚责怪我“不孝”。但我认为,我本人和其他媒体同行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我不能在威胁面前却步──哪怕这种威胁所指向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声音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它在为自由而呐喊。我也想让中国警察知道,他们的手段并非总能生效。而且,我希望能和海外其他异议人士一起,通过反抗带来改变。我还想让国际社会知道,北京方面如何试图在世界各地破坏新闻自由。

如若我们不阻止中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媒体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受折磨,而且人类的自由也将被日渐侵蚀,直到完全丧失。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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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匿名 说...

支持长平!

匿名 说...

中国多有几个长平先生这样的人,中国的民主就有希望了!支持长平先生!

匿名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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