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9

赵紫阳六四遭罢黜 许家屯转告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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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是曾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顾委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0年出走美国,遭中共保守派对其卖国的指控。1989年大陆发生六四学潮,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赵紫阳由于其在六四中的态度遭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罢黜,当时还未出走美国的许家屯听到消息后立刻带给赵紫阳两句话。许家屯到底说了什么?本文摘自《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于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最后讲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的连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一律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复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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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匿名 说...

我坚信,即使胡耀邦继续执政,或者赵紫阳成为核心,中共也还是那个老样子。
现在人们觉得胡耀邦,赵紫阳开明,只是因为他们被人整死了。如果他们活着,就会整死别人,最后一样独裁。这就是共匪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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