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30

反对的道路 从林昭到郭飞雄

转发此新闻:
429日是林昭逝世48周年,近年来,一些民间抗争者发起了每年林昭忌日的祭拜活动,参与人数一度有扩大之势,今年也不例外,也有一些人士试图前往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进行祭拜。在冻结时代,可以想像,这样的尝试也会变得越发艰难:先期前往苏州的朱承志先生,被苏州警方拘押一天后,被扔在浙江长兴县某村口;沈良庆先生准备前往无锡探望友人,也被看作是试图暗渡陈仓前往苏州,而被拘押一天。或许,今天寥落的灵岩山,显示出了当局打压、冻结民间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对林昭的祭奠和对郭飞雄的声援,都是对于反对的坚持和传递,乃是这个冻结时代中,看似徒劳,实则弥足珍惜的努力。

也就是这两天,一位堪与林昭媲美的当代抗争者的命运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郭飞雄(真名杨茂东)的姐姐在近日探望后披露,郭飞雄目前身处医院,身体状况极其糟糕,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诊断和治疗,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危急状态,随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活动人士也随即发起了紧急联署《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短时间内获得了近千人的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郭飞雄仍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诊断和治疗,相关的关注活动势必还需要进行下去。

在大陆长达67年的专政统治中,从来都不缺乏反对者的存在,可谓不绝如缕。在改革时代前的「竹幕」之下,除了林昭等极少数人士,反对者的存在和事迹不仅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即使在文革后,也鲜有人提及。改革时代后,政治恐惧相对消散,国门也半遮半掩地打开,反对者的存在也开始不再随生随灭,而被外界关注者所记录,在境内也获得了一定存在的感知度,尤其是网络时代以来,借助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和即时传播功能,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到反对人士的存在,从魏京生到刘晓波,从胡石根到刘贤斌,从高智晟到郭飞雄,他们的名字不再是不能出口的「伏地魔」。

不过,以人口比例而论,对反对群体有所了解的仍是极其少数,而且即使是这少数人,也大多只能在相当简略和粗浅的水平上有所了解,在专政体制的长期压制乃至屏蔽之下,无论是反对人士的主要事迹,还是他们的基本主张,都还局限在相当狭小和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之内,而无法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实际上的影响力。作为其基本主张的反对话语,历经数十年的生长发育,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当的话语高度,也处于事实上的自说自话境地,既无法引发大范围的共鸣,甚至连严肃的争议也很稀罕。

相比话语传播,反对者的行动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处境。数十年前仆后继的努力和牺牲,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感知,无论是中国民主党群体累积几百年的总刑期,还是高智晟、郭飞雄等人飞蛾扑火般的悲壮作为,又或者是刘晓波凭借多年坚持和《零八宪章》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个国度就跟好像未曾发生过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打压和牺牲,总是只能传达到特定的小群体,而无法激起更大的波澜,似乎,反对群体只是活在境外相关媒体和极少数积极分子中间的一种存在,被孤立于当代社会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的状态,曾有过许多所谓的反思。对于话语的无法扩张,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认为反对者的认识水平所限,又或者是对主流社会的了解不够,故而不能提出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的内容,可是,如果真正阅读过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具备相当深入的观察,也具有远超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相比之下,那些被体制相对容忍而得以流行的各种内容,更像是某种赝品,并不具备真正的价值。

对于行动无法被感召和追随,也有所谓的反思认为,这是由于反对者不具备足够的行动力和坚定的意志力,故而无法穿透重重封锁,感召更多的人群,可是,从胡石根、刘贤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这样的人士身上可以发现,他们不仅锐于行动,而且坚定不摧,敢于牺牲,放之整个人类抗争史,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他们的被忽视和被遗忘,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问题,这些所谓的反思实际是一种想当然而已。

反对群体的边缘和孤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下专政体制无所不至的压制。大陆的极权体制来自军事革命的成功,并伴之以全面的社会革命,不仅摧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中心,还将所有个体编织进了一个总体性社会当中,形成了体制无所不能,而个体一无所依的普遍状态。大陆的反对群体诞生于这样的贫瘠状态之中,处境最为艰辛,不仅稍有露头,就会遭遇到立即的专政打击,无法形成气候和规模,并且在遭遇打击后,还有伴随着无期限的持续压制和屏蔽,这种即时的打击和持续的压制屏蔽,才是大陆反对群体始终处于边缘和孤立的根本原因。

郭飞雄本人的经历就是如此,自2005年投身维权运动以来,就遭遇到了持续的打压,两次拘捕,他都以长期的绝食加以抗争,最终,还是在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出狱未及两年,又因为参与声援《南方周末》和推动八城快闪等,拘押于看守所两年多以后,于法庭上被临时追加罪名,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这样一次又一次进行打压的目的,除了摧毁其个人意志之外,更是为了将其从社会中拔出,加以隔离,最终将其孤立和边缘,并消除其可能的影响。郭飞雄的遭遇,也发生和正在发生于更多人身上。

专政对于反对群体的打击和孤立,使得许多人对于反对的道路心生怀疑,在这些人看来,在专政下,反对的道路注定无法形成可以累积的效果,也无法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群体,注定只能是孤独的呐喊,也因此,许多人开始寻找所谓的中间路线,试图通过取消对体制的根本质疑,来换取观念的传播和组织的发育,通过一种可扩展的渐进过程,逐步推动体制的转变,直到最后的转型,在前些年体制寻求市场化的相对宽松期间,即使在反对群体中间,这种思路也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

但是,对于专政体制而言,并不会允许例外的出现,无论是从专政运行的长期实践,还是近几年的现实都表明,所谓的中间路线并不能换来体制的让步。与之相比,反对的道路固然艰辛而孤独,但却意味着对于体制的根本质疑,也意味着对于基本权利和值得追求的制度的根本坚持,它或许无法形成持续的扩展,甚至不为当下的社会主流所接受,但在现行体制难以为继的时候,它却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主张,和充满道义的感召。类似的过程曾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的东亚和东欧,也发生在不久前的北非茉莉花革命中。反对的道路从来都是孤独和艰辛的,但也是不可或缺,无从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对林昭的祭奠和对郭飞雄的声援,都是对于反对的坚持和传递,乃是这个冻结时代中,看似徒劳,实则弥足珍惜的努力。

来源:东网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转发此新闻:

1 条评论:

匿名 说...

让这些有骨气的人都到国外去吧,免得在中国活受罪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