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3

习近平可能遭遇的新挑战:政经两栖权贵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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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继位至今,经济发展政绩乏善可陈,但反腐确实演出一幕幕震撼朝野中外的大戏。然而,习近平有比反腐更大的施政抱负:反腐不仅是反腐,更是为推进施政抱负的人事清洗手段。从习近平以反腐所要推动的改革目标看,习近平即将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这就是他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政经两栖的权贵家族。据传,两会前后的政治风波就是习近平与这类腐败集团的博弈的一部分。

权贵家族阻力将是习近平進一步反腐遭遇的严重,党内搏击将加剧

  六四政治逆转:重建极权体制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被镇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的一个转捩点。此前,中共一直探索采取什么模式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逐步成为主流共识,但对是否展开政治改革斗争激烈。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使得中共走上以威权政治保稳定促经济发展的模式,到二O一二年习近平继承大位,这个模式历经江泽民十三年和胡锦涛十年,已经稳定运行二十多年。这一模式实现了发展的经济目标,保持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不仅中国人的生活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模式也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关键问题是这个威权模式逐步发展成新的极权模式,并由此产生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构。

  威权模式是政府掌控政治权力保持秩序,社会各专业领域都由独立的专业组织依照专业规则运行;这些领域和专业组织事实上是独立自治的,重大决策其实是社会各种强势力量协商决策。中共八十年代推行的党政分开、政经分开和政企分开的小政府大社会取向的改革以及中共十三大概括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是促使中国向这一方向演变的政治转型。一九八九年后为维护政治稳定重建控制社会一切运行机制的党权,中国政治转型方向逆转,由自由化取向转向重建极权体制。江泽民改造中共传统理论,将改革开放后新生专业力量吸纳进共产党,打造新的执政的社会基础--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联盟。胡锦涛则重建中共组织上和思想上对社会的控制。到习近平执政时,中共已经建立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的机制,但碍于国际影响和社会形象,没有赤裸裸地行使绝对控制,只是在发生危机事件时表现出极权体制的特征。

  窃国大盗式的腐败

  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提供的果实和机会被少数权贵垄断,广大民众承担发展的苦果和代价。而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外表是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盘剥劫掠大众,习近平继位时,腐败已经让中共在国人心中成为道义上的罪恶和笑话。习近平想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必须反腐败,同时解决好反腐败促进发展。

  虽然都是以权谋私的腐败,但仔细梳理,中共发展中出现有三种不同的腐败集团。一种腐败是凭借为中共保稳定促发展的政绩而升迁的草根胥吏,他们之中虽有大量能吏,且是中共执政实力所在,但其暴虐腐败贪婪邪恶亘古少有,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第二类腐败,是把持中共党国机器核心要职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金融、资源和重工业集团的共和国原始股家族的子女及随从羽翼组成的派系。他们以社会主义执政基础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为由,不断扩充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和垄断地位。第三类腐败更隐秘,这是改革开放后担任国家要职的领导人的亲属派系。他们自己创办民营企业,在高新科技、信息技术和金融、外贸等领域,凭藉专业实力、按照专业领域规则获取的利益,但其实还是利用权势进行幕后交易和潜规则获取的暴利。从表面上看,后两类腐败并不违法,似乎不是腐败,而且因为一般公众看不到,也没有民愤。其实,这是更大的腐败。他们的腐败数额更巨大,获利更安全,而且他们是既垄断国家权力又垄断国家经济命脉行业的家族派系,不仅是权钱交易,简直就是政经合一。草根胥吏腐败尚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有残酷的不正当竞争,后两类腐败是公器私相授受的窃国大盗式的腐败!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主要打击的是草根胥吏的腐败,虽然大快人心,效果显著,但既不能解决国家财富和机会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还会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运行。因为草根胥吏才是对付老百姓、不择手段完成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维护中共统治的治理力量;他们不占据权力中枢,易于被反腐败清洗,但他们的怠工和反水,直接关系政府运行的效率。

  针对政经两栖权贵家族反腐?

  反腐还要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出路是,对国家体制进行改革,将大量权力还归社会自我管理,降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习近平最近提出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的改革,就是化解窘境和开创新路的一箭双雕的举措。新常态是解释反腐造成官府效率下降导致的发展降速,而供给侧则是要削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当经济发展不再以国家投资需求扩张刺激而以民间创新活动提供新机遇时,政府的管理和经营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官场反腐导致官场怠工也不再会对社会和经济运行造成太大的影响。

  然而,供给侧改革,会在两个方面与第二类腐败也就是共和国原始股家族为核心的派系势力在两个方面发生冲突。第一,供给侧改革要对国家经济各领域开放竞争,这要将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的垄断领域开放给民营竞争,不仅家族派系势力的经济来源会大大减少,而且他们由垄断国家经济命脉获得的政治权势也被削弱。第二,如果真对这些国营企业各种隐蔽的资源来源、产品市场走向、经营条件和收益分配进行财务分析就知道,这些企业不仅从垄断行业中获取钜额利益,更获得国家政策倾斜、补贴和保护。这些隐蔽补贴、收入和保护,都与国家需求刺激有关。如果取消需求刺激、采取供给侧改革,这些隐形经济补贴和收益也难以为继。

  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共经济改革方向的又一次逆转。八九年镇压扭转八十年代自由化改革的趋势,建立了国家垄断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供给侧改革则是将垄断的领域再度开放给竞争,但权贵资本主义模式是有政治条件和后果的,这就寄生在这种不公平发展模式上的中共高层核心家族的腐败集团。这一集团不是那些草根胥吏的腐败官员,他们在政界、商界、媒体、政策研究、学界、法律界都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和专业优势。实施供给侧改革,不仅有经济降速的风险,而且要有激烈的政治冲突。所谓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改造权贵资本主义格局,指的就是要与这样的腐败集团冲突。

  据说,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反腐败包括前些时候协助他建立绝对独裁的太子党要员。最近热议的巴拿马文件就暴露出中共政经两栖权贵的冰山一角。

来源:动向 / 王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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