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9

中共“强力部门”非法恐吓香港《前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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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沟通对话中坚守原则 即遭背后「黑打」

若论香港政论刊物,《前哨》知名度名列前茅,但若问起其老总刘达文何许人也,相信十问九不知,因为刘总不仅没有回乡证,在香港也绝对低调,极少出席公开活动,更少以个人名义接受传媒采访。

二O一五年十一月初,「铜锣湾书店灭门案」初爆。因陆续「失踪」的「五子」中,五位皆《前哨》前员工或前合作者,在传媒镜头必然的聚焦中,刘总仍极为克制,保持低调,谈人谈事,三言两语轻轻带过。既不「英雄化」受难者,也决不落井下石。对于身为「禁书」同业的自己,则是一派「坐看云卷云舒」的淡定,其中似乎也透析出几绦隐隐的自信。

可是,到了二O一六年一月下旬,风云突变! 月底出版的二月号《前哨》,首页社论位置即是一篇措词强硬的《严正声明》,痛斥「中共特工及线人不断造谣污蔑」,肃清前新华社人士网上放毒-「《前哨》有美国及台湾情报机构背景」,以及《亚洲周刊》抹黑....


二月《严正声明》保护员工作者

笔者曾问刘总:「为何突然高调?为何如此激愤?」他答道:「第一,是为了员工及其家属的平安,胡锡进的『强力部门法外执行论』能不令人胆寒? 第二,我等了六十天了,等到的不是诚恳回应,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背后下毒手』,出道几十年,黑的、白的、红的,大风大浪见惯了,未惊过!不等了!」

「为了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声明中两行文字一目了然:「但如果中共以此「口供」(指押中五子争取「立功」的「检举」)为「罪证」欲铲除《前哨》,则我们将会勇敢面对。在此,我们预警天下,《前哨》员工及其亲属、作者有何不测,一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栽赃嫁祸所为。」

静候道歉反迎来加码抹黑诬陷

而「等了六十天了,未惊过! 不等了!」则因太多潜台词一时难明。刘总一一「解密」,却原来,「某强力部门失控对《前哨》工作人员非法进行骚扰」,这位「工作人员」竟然就是返乡省亲的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的人员,而「非法骚扰」的时间,又竟然与遇难「五子」张志平失踪日同时-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霎时间令人和刘总一样狂怒难抑:这班中共打手太无人性,太为所欲为,太他娘的不把「一国两制」当回事,太他娘的不把「依法治国」的习近平当回事了!所谓「等」,是有「中间人」允诺游说对方为「误会」道歉,但等了六十多天,等来的反而是被动员的各方「马仔」全方位抹黑污蔑。

《严正声明》中有言,「李波事件发生后,数日内有几十位记者要求采访《前哨》老总,包括各类港媒,以及路透社、法新社、BBC、日本NHK电视、《朝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等。因种种复杂原因,故未能满足新闻界朋友的采访要求,在此一并致歉。」其实这仍是刘总善意地「等」,但过了十来天,仍不见中共善意回应,于是《前哨》向港内外传媒敞开了大门,不仅《明报》、《信报》、《苹果日报》及「香港O一」、「端传媒」、「E周刊」等纸媒、网媒,无线电视「新闻透视」、有线电视台专访、香港电台「视点三一」及「铿锵集」....更有各大欧美洋媒。

内情摊在阳光下让市民读者检验

楼下街市报摊阿姐是《前哨》多年忠实读者,每期必先读后卖。她说:「电视镜头闪来闪去,报纸上文字也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有位老读者对我说,刘总好像有难言之隐,刘老总为什么不在自己杂志说清楚、道明白?再爆些独家内幕,也算不辜负我们这些忠实读者一片心。」

笔者向刘总转达了阿姐诉求,他说自己想了很久,已经作出决定,为了粉碎「强力部门」自以为是的习惯性非法执法,决心将恐吓员工事件始末,乃至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来世今生」,统统摊在阳光下接受读者、市民检验,只要内心坦荡无私无惧,诚如弘一法师心路:「事无不可对人言。」

老实说,当刘总在整体陈述前道出一番序言式自白时,仍然令人内心惊愕顿生,一时之下难以接受,静心凝神聆听,并循理思量后,方觉言之有理,并感受出其中坚守的艰辛与人性的灵光。

办杂志为监督当权者胡作非为

那便是,在数十年书刊编辑生涯中,刘老总与中共相关部门- 国安及公安部门的「沟通与对话」。他坦言,自己决不认同马列主义,决不认同一党专政合理合法,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中共手中」这一客观现实,所以办严肃政论杂志《前哨》不是为钱- 像李波公开承认那样,而是为了监督当政者让其不可胡作非为,以及揭发当政者的胡作非为。

正因为如此,愿意接受中共的「沟通对话」。

他坦言,中共平时常讲「要对话不要对抗」,《前哨》选择了对话,但是「对话」绝不等于「听话」。刘总以国安常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请帮忙劝某出版社勿出某书:「但是,是否国家机密得有证据,滥定机密是否合理,川震难童名单你说是我说不是,真有危害国安的内容我会落力劝,但多以删段为主,不准出书人家出版社吃什么?」

「与狼共舞」只为同业避祸趋吉

「另类合作」:他以姚文田案为例,祸起余杰《中国教父习近平》。姚想出书之初,国安便辗转传来劝阻信息,但姚「硬颈」不听,结果七旬老翁付出重囚十年惨重代价:「中共无法无天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毋须姚老先生再以十年冤狱加以证明,如若当初听劝,或不出,或稍作技术性操作(借台湾出版社名义,由台湾出版,然后在香港卖),即可避灾。」

躲在租界里喊打喊杀者岂能体会

他感慨万分:「或许境外异见者会骂我向强权妥协,是『投降派』,但是作为同业行家,哪怕只是香港同胞,市民街坊,我的一番不失原则的劝说,便能让他免除不知能否活着出来的十年黑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你们只是『躲在租界里喊打喊杀喊冲锋』,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

刘老总侃侃而谈,且将笔录归纳为五个部分,让读者可以条理分明地阅读品味。

第一,恐吓事件流程;第二,祸因;第三,关于刘总的《致孟建柱公开信》;第四,与北京上层的沟通; 第五,《前哨》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第六,令人失望的「合作」- 粗疏、闪躲、无情无义。且顺序一一解读。

恐吓事件流程


第一部分:恐吓事件流程。

刘总一九八一年一月来港后即被公安盯上,一九八五年又被国安盯上。一九九七年回归前,被吊销回乡证,登上禁止入境内地黑名单。即便如此,国安、公安仍厚颜(已经不够朋友了)来港「沟通对话」,刘总尚能宽怀接受。

《前哨》财务员工时有出入罗湖海关,但从未遇过留难。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铜锣湾书店张志平安坐在其东莞市凤岗镇浸蛟塘村家中,突然门外冲来十多名持枪人士,将目瞪口呆的这位《前哨》前员工阿平押走,并警告其家属不能张扬。

挟管理员骗开门全过程四违法

几乎同一时间,《前哨》财务员工(下称「员工」)亦正在东莞一住所内,与两位朋友相聚。忽有自称楼下住户女便衣和管理处人员敲门,称你的厕所漏水落楼下,能否打开门让我看看。员工不虞有诈,打开房门,讵料跟着冲进近十个大汉,其架势似极黑社会悍匪入室打劫。

来者尽皆便装多数讲北方话,有一似头目者声称:「我们是东莞公安局的」,但无一人出示工作证,整个过程无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两位朋友吓得浑身发抖,来者也要查看他们身份证,员工大声制止:「不关他们事!」

公安:外面国安搞国内我们搞

显然来者的目标只是员工,所以放过二人,但警告:「不准打电话! 不准对人透露此事!」就这么将员工非法禁锢、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员工:只是找我嘛,干嘛要用这贼手段骗开门。公安:怕你不开门。员工问:我犯了什么罪? 公安:没有。员工:「你们广东国安厅的人每个月都到香港探《前哨》老总,你们想干什么?」那个小头目答道:「他们有他们在外面搞,我们有我们在国内搞....」听口气还好像这些公安根本不把广东国安厅放在眼里。东莞公安局的够胆吗?员工:那找我什么事?公安:谈话! 员工:那就在这里谈。公安:不行。

一人便大声喝叱:「叫你走你就走!」然后就将其非法挟持到派出所。公安将员工押进了当地派出所,非法禁锢长达四个小时,其间对他进行了非法审讯,强逼他透露「《前哨》的秘密」,诸如消息来源、作者身份、稿费如何付,等等。员工告之,所有行业机密全由刘总一人掌握,他只管财务,其余一概不知。

于是非法审讯者就逼他说出经营状况。《前哨》向特区政府注册经营,相关营业数据都是在税务局可以查到的,于是就凭自己的记忆所及,如实「交待」。公安所作审讯笔录多达十余页,并要求员工签字、打指模(以确认所说无误)。员工为防他们篡改歪曲,很合理地要求影印一份留底,但立即遭审讯者严词拒绝。

国安矢口否认:关我们事

事隔多日了,刘总一提起仍满腔怒火,他一再强调这宗无法无天个案的四个非法- 非法胁持、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非法禁锢、非法审讯。

第二部分:祸因。

非法禁锢的员工四个小时后「获释」,惊魂未定当日返回香港。刘总闻讯怒火冲天,立即致电经常来沟通的广东国安诘问- 诚如员工言,广东国安确有
经常来港探他- 但关键时刻国安电话失灵。两个月后再现身的国安干员回应是「百分百唔关我们事」,装聋作哑不知发生了何事。

刘总并不全信,他分析,首先,国安、公安因不少「业务」重叠,多年来互相「争功」,冤家关系众所周知,但毕竟同归一个中央统领,时有合作是难免的。所以,虽然胁持员工者自称公安,其举止及办事风格也应属公安,但互相配合是常有的事,不能排除当时有国安在场的可能,而且,国安亦时常冒充公安办案。

主因:书店案收网行动波及

其次,虽然相信事件主导者应为公安,似乎是「收网铜锣湾书店」行动的一部分,意在警告刘总要听话。

因为国安对刘总积了一肚子气,气了半年。事缘二O一五年三月号《前哨》有一篇作者来稿,大题《习近平极左无政改意愿》,副题《与冯亦言先生商榷》,批判的是冯先生上一期头条文章《隐形国安要员披露习总政改路向》。

该文认为冯文判断错误,因为习只想独裁,无意政改,洋洋万余字(后分两期刊出),披露出许多关于国安部的「真材实料」。其后又陆续投来几篇稿,涉及国安部换马内幕。

未允国安撤稿而结怨亦相关

国安知道还有续篇时,即要求看续稿和撤稿,但又提不出像样的理由,只是坚持请刘总勿登,实在要登必须删掉所有敏感内容,刘总则坚持要登,只肯删去敏感字词。

几位国安回去后,相信向上级作了汇报,态度变得更加坚决,执意要撤稿。刘总提供一段对话如下(「我」即刘总,「他」为国安某官)。

他:刘总,上头很坚决,要求不要登。
我:里面有国家机密吗?
他:没有。
我:有造谣或与事实不符内容吗?
他;暂时没发现。
我:那为何不能登?
他:老板特别强调你不能登。
我:我不登作者也会投别的报刊登,或者弄到网上去啊!
他:这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登,不然会很严重。

最后决定照登不误

刘总对笔者愤言:「你是我爹?我爹要我别干什么事也得讲原因,你这不是无理取闹?《人民日报》登什么不登什么要由党中央决定,你又不是党中央。习近平抓你们昔日的大阿头周永康,要不要你这个处长同意呢?难道非要我们公开表示与国安合作、维护国安部门利益吗?」

他解释,无缘无故不登作者的稿,作者会向外指摘我们向中共屈服,妨碍新闻自由,影响我们的声誉,而且有实质内容的好稿不登,会影响杂志销量,威胁杂志的生存,这不是存心要搞垮我们《前哨》吗?

刘总最后的决定是,照登不误。于是,「梁子」牢牢地结下了,可想而知这位国安官员因为「办事不力」,被「老板」骂到臭头,甚而仕途受阻。

同一内容出书更惹轩然大波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来了,早前刘总一位出版社朋友有意请该作者就该内容结集出书,要刘总代为联络作者。联络后双方有了出书的口头约定,但过程中不慎为国安所知。国安朋友登门问罪:「这件事很严重,无论如何你不能参与出版,发行也不行。」刘总称:「我又不是靠出书赚钱,不发行该书没问题。」
但国安得寸进尺,要求刘总制止该书出版。刘总说只能劝止,但要对出版社及作者作出补偿。而国安强调太多了有困难。

不出书令作者很不高兴

刘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格代价。该作者曾转辗来函称:所谓一国两制徒有虚名,实质扼杀新闻出版自由。他说,这是全球化、地球村的信息时代,香港出版不了,美国可以出,至少两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还称,不就是一本书吗?我已经尽力克制了,其实还有更多料爆。看来拙作有价值,戳到某些人痛处。
他说正与其他出版社洽谈。

他还说,这不是作者不守规矩,你们的信用在哪里?非常不愉快,想不到你们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

虽然作者说的一点不错,你不出有人出,美国至少都有两家出版社愿意出....那就不是每月「探客」广东国安可以控制的了。

作者也够朋友

刘总和作者从没见过面。但作者也算是经过风雨见过大世面、知多识广的人,他也估计是有关部门阻挠出书,结果被他猜中了。刘总向他表示歉意。该作者也都够朋友,知道香港出书有难处,因而后来也勉为其难接受不出书了,以免出版社难做。

但是有人仍然记着那道「梁子」,于是才配合那出「员工惊魂记」。主要的祸因,应是受公安「书店预案」扫及,但较重策略的国安反常地未予劝阻,甚或有参与其间之嫌,自也实在难辞其咎。

准备刊出公开信揭发

第三部分:关于刘总的《致孟建柱公开信》。

「四非法」事件后,刘总满腔愤懑难释,决意作出强势回击,于是十月底写了封致孟建柱的公开信。因当时十一月号《前哨》刚已出版,准备十二月号刊出。

信的标题是:《东莞公安黑警化-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公开信》。刘总坦承,绑架事件与东莞公安无关,用其起题只不过「借沟出水」之意。所以文章草草带过莞城警风旧案后,便以触目黑体字直奔主题:

「想不到的是,最近东莞黑警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亦用非法绑架的方式搞到本人头上,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以莫须有罪名(找谈话)非法挟持禁锢,恐吓要胁,非法审讯,威迫就范,非法套取黑材料。」

本拟十二月刊出被「和事佬」劝阻

然后刘总忆及数十年来与惠州市公安局前局长洪永林、公安部一局前局长谭松裘等公安前辈的渊源,以及一众老公安朋友,呼吁孟书记正视「黑警有权任性,祸害一方百姓」现象,重整警风,否则「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将是一句空话」。最后在公开信中提出严正要求:绑人黑警公开道歉,归还非法套取的黑材料。

通读全文,除怒火猛燃于字里行间外,套一句香江潮语,更「勇武」逼人。落款是「一个四十年前在东莞公安局原副局长梁集恒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以及一条括号内霸气十足的附注:「孟书记,只要过问,您懂得我是谁。」

但其中有一句的措词令人不解:「我虽与共产党有缘(差点与同时堕落为共产党员- 有党性没人性),但我只爱国家民族,不爱共产党,所以,凡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我都勉力去做。」

笔者问刘总:「你既然支持习的改革新政,为什么在这封信上以「堕落为党员」来羞辱他呢?」刘总回答:「这不对,我并非针对习,而是泛指中共党员。

习有没有人性我没去探讨,习仲勋、齐心夫妇就很有人性,这我知道。整个中共无官不贪,你说是不是堕落,文革时入党,在政治上追求升官,改革后入党,是为了发财,不是堕落是什么?」

但话锋略转:「许多中共党员到了晚年就有了人性,当年在台上时也不见得有,杜导正、刘宾雁都不例外,杜老做新闻出版署长时,是我最讨厌的共产党员之一。

向孟提出「道歉、还档」

两要求刘总如此行文有「摆老资格」的用意:「我四十年前就跟随老公安参与缉查贪官的专案组,三十年前惠州市公安局就想与我合作,不是我自负,要是当年我肯堕落跟共产党,如今强力部门的人都是小弟、孙子,弄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来领导我,指挥《前哨》,『处长治国』伸延到香港,有门吗?而不堕落,中共再大的官也无权指挥我干坏事。」

几位好朋友_?@?《公开信》,第一时间赶来劝阻刊出,有人并承诺充当「和事佬」,游说相关强力部门接受刘总绝对谈不上苛刻的两个条件:一、道歉,公开不便私下,甚至借电话线传递也可。二、归还「审讯」笔录,若有违相关制度,在中间人见证下付之一炬亦得。凡事听人劝,刘总接受了一直支持习中央改革的朋友的建议,压下《公开信》暂不发表,等候对方善意回应。

与北京上层的沟通

在此情况下与北京上层进行了沟通,很快得到的回应有两条:

一、据查证,从未指名《前哨》或刘总为打击目标。

二、已打招呼,不会再发生对刘总及其员工或家属子女的骚扰。

但对于「道歉」、「还档」两要求则不了了之。刘总的解读是,可见上层其时确有整肃香港书刊市埸乱象的部署,「书商失踪」为其专案行动的一部分,但相信上层不会具体下令越境执法。而非法扣员工吓刘总虽为悍警自把自为,但不违背上层整体行动精神。

判断「书店案」没有收手迹象

当其时,刘总同时判断,强力部门的「书店案」没有收手迹象,预感其必将加码,继续蛮干,最后搞成不可收拾的一锅粥,而习近平必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于是二O一五年十二月号(十一月下旬出版)虽未刊「公开信」,却以头条文章放出重话,以另一种方式与北京高层沟通规劝,寄望能令习中央有所警觉,收缰勒马。

以令计划现象警示习

十二月号的封面主题是:《令计划现象令习近平寝食难安》,文前标题则为:《习总陷史上最恶劣政治生态》。文中引用孟建柱内部讲话:「我党建国后的六十多年历史,政治生态从未像现在这样复杂、这样恶劣、这样难以捉摸。」
再以早在令计划仕途初畅的二OO四年,《前哨》就已在境内外率先揭发出令收贿一千万元庇护贪官劣迹,向习近平发出善意警示:切勿重蹈胡锦涛覆辙,密切提防、迅即清除身边的大小令计划,否则必将被他们害死。

封面右下角突出两条小题:「打压香港新闻出版误入歧途」、「公安部老局长晚年良心发现」,文内强调香港新闻出版自由对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性,祈望北京对铜锣湾书店的打压(当时已有四人「被失踪」)到此为止。

可惜良药苦口,强力部门继续蛮干,终于酿成十二月三十日「李波事件」,震惊全世界。刘总非常心痛,习李王深化改革聚拢的人气、形象,在港澳回归近二十年聚拢的「一国两制」的脆弱信心,在港澳台及西方世界一下子化为乌有。北京纵使花上千百亿元搞外宣,亦挽不回之前的正面形象。《前哨》亦被迫强势反击,对中共形象雪上加霜,何苦来?

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关系

刘总坦言,该篇文章意在阻遏「书店事件」继续扩大、恶化,最后不可收拾而害苦习近平。可惜或许万事缠身的习总无暇顾及,而身边智囊又未予重视,所以,虽然据说十二月号在京城引起很大震动,但震动性的话题是「谁是新版令计划?」,相比之下南粤一隅发生的自属「小事」,于是月刊出版三十天后,十二月三十日,李波「免回乡证自愿抵深」。习近平食定「践踏一国两制」死猫。

第五部分:《前哨》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关系。

刘总与公安、国安沟通对话逾三十年。一九九一年《前哨》创刊后,在这一基础上保持了与两部门人士的沟通关系。

两个部门同属胡锡进定位的「强力部门」,他们的共同点是,行为手法都似黑社会,且都与黑社会勾结。而与刘总沟通的方式截然不同─ 国安是经常式来港登门「探视」;相比之下叫公安「无胆匪类」并无不妥,因为其与刘总的沟通方式,多数是通过中间人,而且时时超越「工作范围」甚至利诱刘总同流合污。

国安方式霸道但作风尚算清廉

在行事风格上二者区别也泾渭分明,国安较少在工作中夹有私人诉求,应属正派。但缺点常常在「工作范围」内提出「非分要求」。而刘总愿与其沟通,是因为其纠缠不休,又不想反脸两败俱伤,只好接受。更是力图守稳自身出版权益的同时,在某类伤害已铸定难消时,帮本港同业避凶趋吉,将人身安全或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沟通对话,据理力争

刘总坚守的信条是:对话、沟通甚至合作都无可厚非,并非因为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的强势存在,我在明,你在暗,为免误判,规避风险,避免矛盾激化、两败俱伤,所以沟通的大前提是坚守道德原则,决不出卖良知。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安碰撞不断:你说这本书不能出,只是奉上头命令行事;我说能出是逐条摆出理据;你想了解某出版社商业资料、你要知道某作者笔名后的真名,对不起,这是职业操守,我决不会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月一探诚意十足,但刘总与国安的关系永远谈不上融洽。

公安多假公济私行为肮脏

相比之下,刘总更不愿与公安打交道。因为国安充其量希望你「听话」,而公安除了要你听话外,更要求你与他同流合污。相比于国安人员公事公办,公安则大异其趣,常常对刘总提出与工作无关的私人拜托,而且几乎都是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臭不可闻。刘总当然拒绝「合作」,所以违法留难员工之举一定得到不少公安的支持。

在与北京上层沟通获两点回应就不了了之之后,中间人或许受到压力或上层认为如此沟通不妥而隐形,而广东国安朋友隐形两个多月后就适时出现,置换了刘总与强力部门协调的中间人角色。

中间人转换成国安人员

国安朋友仍是如当年去东莞查案的和稀泥角色(见《致孟建柱公开信》),极力为强力部门辩护,不断向刘总暗示及转达强力部门对刘总的不满态度及掌握刘总不少「情况」,事情可大可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刘总明白,此事最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然而,「东莞公安」却不是到此为止,仍然小动作不断,甚至进入二O一六年二月,竟然再次电话骚扰该名《前哨》员工。余话后叙。

来源:《前哨》/ 钱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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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匿名 说...

共产党就这屌样,不爽你能怎么样?

匿名 说...

但如果中共以此「口供」(指押中五子争取「立功」的「检举」)为「罪证」欲铲除《前哨》,则我们将会勇敢面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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