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05

又要颠覆你学过的历史:「平型关大捷」?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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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尴尬的历史剧──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照片


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示

一、从一张有名的照片开始

如果读者对共产党史,对抗日战争史有兴趣或有研究的话,一定能记得这样一张照片。是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为何有名?

1.它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有名的抗日伟绩,“平型关大捷”的战场报道中。被称为“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的照片[1]

2.它出现在国内最权威的宣传场所中。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丰台区卢沟桥),《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北京复兴路)《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山西省灵丘县白崖台),以及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的重要媒体中。如《中国广播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网》等。谓共产党,国家公认的历史照片。

二、照片内容的分析

此照片是谁的作品,背景是哪里,照片上的主人公又是谁?对此,国内至今似乎还没有过什么认真的研究考证,也许这只是笔者寡闻短见。从照片看,这是一 个重机枪分队的一部分战斗场面。左方跪地者为指挥,中间为射手,右者是送弹手。使用的是一挺水冷式重机枪,俗称马克沁,发明来自于英国,但此照片中出现的 应是中国仿造的民国24年式重机枪。

也可以读出此天是个晴天,以阳光判断,镜头应该是从南向北。并且不要忽视一个和本文内容有关的最重要情报,即照片底部还映出两个黑影,应是站在后方的两位摄影者同时留下的身影。

地点在何处?也许有人说,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当然是地点是小寨村(山西省,灵丘县)附近。可是再比较以下的两个图面,可以发现此地并不像 小寨村的地形。下左图是小寨村的乔沟(伏击战地点),典型的山地沟壑地形,而下右图来自与本照片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地形却像一个山东省广阔的河套平 原。谁人都可看出,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小寨村伏击地点乔沟和115师伏击日军照片中的战场地形比较

此照片到底来自何处,是否记录的真是19379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小寨村附近的伏击战?关于此说的任何证据,笔者至今还未能查见。相反,其影像画面不是平型关小寨村伏击战的确凿证据,却可以在1939发行的摄影大师伊文思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发现。

请先比较一下以下两张映像,照片的异同。

左为伊文思的影像截屏,右为平型关大捷的照片

斗笠顶图案,文字比较(放大照)

左边是伊文思的影像截屏,记录的是19384月,国军在台儿庄某地的伏击战,而右边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平型关大捷”的说明照片,被“公认”为八路 军战士在小寨村伏击战场。从服装,射手姿势,机枪的送弹带(发白的直线),和地形上看,我们可以断定其来自一处,虽不是一张照片,却映出的是同一个场景, 同一个地点。最关键的判断要素,还应该是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黑体文字。(ICCV)?

左边的影像出自于1939年发行的记录影片The 400 Million (国内译名《四万万人民》)的镜头里[2],描写的是19384月,台儿庄战场的一个场面,摄影与导演者为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世界著名的记录影片导演。193844日他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摄影组3[3]来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时,记录下了这个珍贵历史场面。

伊文思1930

同一地点的同一影像,却同时出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起大事件──“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战”──的影像记录中,出现于国共两党的历史记录里!

抗战的功劳,事后可以平分,但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却很难一刀两断。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三、推理和判断

是台儿庄的记录《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平型关的影像,还是实为其反?在此,为了维护共产党的荣誉,尊重多数爱国者的感情,先以前者为假设来进行一下考察,虽然从常识上讲,这是一种非常荒唐,不礼貌的假设。

伊文思的电影如果借用的是共产党的战果纪录,从时间序列来看,似乎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37925日平型关大捷的记录中,不可能出现半年后台儿庄大捷的影像(如果是事实的话),而相反倒是有理可言。

可若真是台儿庄的记录“借用”了平型关的镜头,首先要存在以下两个导致“借用”行为的基本条件。

1.此电影胶卷(并不是照片!),应该在1937925日,由八路军的记者完成摄影于小寨村附近战场。(=“借用”对象的存在)

2.伊文思在19382月来华后的半年中,有机会和共产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借用”对象的入手)

很难堪的是,事实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还没有任何拍摄电影影像的设备和器材,而伊文思虽然在来华期间与延安(共产党)有过接触,但不是接受,反 而是为获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地区的情况”向延安无偿提供了自己的一部摄影机和部分胶片,以便将来能间接得到来自苏区情况的胶卷[4]。且看下段记录。 《伊文思与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云:

1938年,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国民党政府不仅限制和监视他在国统区的活动,还对他去延安拍摄的要求百般阻挠。离开中国前,在周 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伊文思设法将一架35毫米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予将赴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这就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延安电影团拥有 的第一台摄影机,它拍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及延安的生活片 断”。[5]

按同一版面的记载,共产党第一部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开拍时间为193810月。也就是证实了接受了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事业才正式开始起步的事实。

伊文思等人来华后和共产党接进行过接触的事实,亦可从以下照片中找到线索。这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照片,拍摄地点是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时间为 19387[6],摄影者是和伊文思同行的,世界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这是伊文思一行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证据。

19387月,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的周恩来(左),叶剑英(右)Robert Cape拍摄

1938217日卡帕来华的入境签证,44日来到台儿庄杨家楼

伊文思可能在此时,将他的一部35MM的摄影机和数千米胶片赠送给延安,而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时,将在武汉冲洗出的自己的台儿庄摄影照片的一部分,赠给了叶剑英或周恩来。

可以这样推测,那张有名的抗日战士的照片是罗伯特•卡帕的作品,于是年828日,和伊文思的一台“埃姆”35 MM电影摄影机一起被党的摄影先驱者袁牧之和吴印咸辗转带到了延安[7]。作为一个摄影组成员,卡帕和伊文思总是同时行动,而伊文思摄影机中的镜头,几乎 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时出现,如果比较一下伊文思的The 400 Million和卡帕的来华间的照片集[8],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下面仅举一例为证,即47日,日军撤退后,两人在台儿庄城北拍摄的日军坦克残骸。 左图是伊文思的影像的截屏,右图是卡帕的照片。

左:伊文思影像截屏,右:卡帕的照片

在背后拍摄的伊文思(左侧身影),在侧面拍照的卡帕(右侧身影)应是此照片的拍摄者

两人在台儿庄战场一起行动,两个镜头经常在同时同地指向同一历史场面。以此判断,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两个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两人。回过头 请再仔细对比一下两个影像的摄影角度,可发现卡帕应是右侧的黑影,照的是战士的侧身(=本照片摄影者,下图),而伊文思的摄影机应架在其左边,照的是战士 的背面(上图)。

从以上考察结果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照片上的战士,并不是平型关小寨村的共产党八路军,而应是在台儿庄附近奋战的国民党军队。至少伊文思的记录影片The 400 Million《四万万人民》给我们提供了此结论的证据。

实际上按伊文思本人的回忆,他的作品从构思,选景,拍摄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他的接待主人,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视和干涉。负责接待的王上校,不仅检查 影片内容,恨不得“在拍片的每一项细节上都插上一手”[9],监视组的杜将军和黄上校也步步随行,千方百计阻止他去往前线,更怕他们去苏区,延安。过多政 治排场的要求,也使他很难实现他最想拍摄的“自发性场景”[10]。记者爱博斯坦也记录道:国民党宣传部的“官方的摄影师”(即黄上校)不仅指手画脚地制 止拍摄,还要“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11]。在这样的环境中,伊文思怎有可能去拍摄,或在作品中采用八路军作战的镜 头?。


剩下一个问题是还要继续寻找卡帕拍摄了此照片的证据。关于此,笔者调查了卡帕1938年的部分作品,至今还没能找到同样的照片。并且从两人在台儿庄 的行动记录中,也很难确定伊文思摄影镜头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按伊文思的记录,至少从44日至12日,他的境遇不像能有机会能外出拍摄战斗的场面 [12]

再看一下记录影片和其中的解说。按电影介绍,是由伊文思本人撰稿。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军士们爬上石山,他们从后山行军,他们打算从背后进攻日军。(部队扛着和照片中同类的重机枪登山的镜头)我们的侦查兵从山上 观察动静(和以上图片内容类似的镜头出现,约两秒,两次)。日军在大路上巡逻,日军在巡逻中。他们看到了我军士兵,但是已经太迟了。(射击场面,以上图片 内容在中镜头中出现,约2秒)。”之后接着的是国军收复台儿庄的镜头[13]

孙连仲和独立第44旅(臂章B44S判断)兵士,卡帕拍摄

照片上的部队,到底是哪一军的所属?从记录电影和卡帕的照片内容看,摄影组在台儿庄,接触最多的是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指挥部(杨家楼),也有过 和第31师池峰城部接触过的记录。这张像农民一样的淳朴的脸,正是孙连仲,此照片应该是卡帕为这位威严的将军拍摄的一生中最杰出的一张“自发性场景” [14]的照片!

照片上的重机枪组,像解说词讲的一样,应该是孙连仲某一下属师的“侦查”部队(Scouters)。是为侦查部队的理由,不仅在影片的解说,而且登山行进中出现的大部队的镜头组中,并没有看到斗笠的出现。

也可能有人唱起那适口的“我编斗笠送红军”说这斗笠应是红军,八路军装备的特征。这说法也并不正确。出现在新四军的镜头中并不难理解,若配给晋北的 八路,孰不成为疑团?相反,川军的装备,描写往往是斗笠,蓑衣,草鞋,而来自南方的粤军,滇军也是以斗笠为特征的部队。对以桂系为主的李宗仁手下的军队来 说,斗笠也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装备。

四、简单的结尾

考察结果可判明如下几点:

一、这张历史照片的场面不是平型关,而是台儿庄。

二、考虑这是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在中国拍摄的500余张照片中的一张。此照片可能于19387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被赠送给周恩来、叶剑英,随后和伊文思的摄像机一起被带到了延安。

三、照片中的战士是隶属于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某师的侦查部队。摄影日为193844-19日之间,地点在山东省台儿庄附近的某高地。

由于以上的第二,第三两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关于照片的来龙去脉在此只不过还是一种推理,并不是一个结论,还有继续调查研究的必要。尽管如 此,由于关键的第一点(摄影的时间和场所)通过本论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至今被确信不误一种解说,一种常识,一种历史的“定论”就应该在此被推翻。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有意的剽窃,认为它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误会,初期的共产党绝不会像今天一样拥有那么多品行不良的党员!应该是后来的非当事者的某 人,在党史中记录“平型关大捷”时,无意中选择了这张保存在共产党档案中的,没有注明,解释,而又十分清晰动人的,世界摄影大师的照片。也难怪出这种错 误,此时的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同装同饷,从服装上是很难作出判断的。

最后,这场尴尬的历史剧应该怎样收场?笔者不希望共产党将错就错,使其继续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纪念后的平型关大捷展示里;更不希望为此引发出 第×次国共论争内战。时隔近80年,是为兄弟,又都是为了打日本,目标一致,所以台海两岸互相包涵一下吧。视为家丑,可悄悄收场,千万不要外扬。

【参考文献】
1.文中卡帕的照片,均来自于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
http://www.icp.org/search-results/%22Tai'erzhuang%22/all/all/relevant/5
2.Photography meets FilmCapaIvens and Fernhout in China1938.
3.尤利斯•伊文思《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4.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注释】
[1]图来自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抗战图片/浴血疆场•民族壮歌部/图片五《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
[2]The 400 Million导演、编剧:尤里斯•伊文思、19397月,Garrison Film Distributors Inc.
[3]除伊文思,卡帕,摄影助手费恩豪特三人之外,还两名脚夫及国民党派来监视审查的杜将军和黄上校。黄也是一位摄影师,任务是审查伊文思的镜头(李海流《罗伯特•卡帕和他镜头里的台儿庄大战》《文史春秋》2013年第六期,36-38页)。
[4]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8页。
[5]《延安电影团成立》新影网首页,http://www.cndfilm.com/12/
[6]根据据罗伯特•卡帕的照片说明。
[7]马红《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电影团》《档案天地》2012年第10期,34页。
[8]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ICP.USA.
[9](荷)伊文思(J. Ivens)着《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163页。
[10]和“戏剧性场景”对言。参照托马斯•沃(何艳译)《四万万人民》(1938)与团结电影:介于好莱坞与新闻片之间[]《电影艺术》第325期,2009年。
[11]前出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98页。
[12]前出《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170-180页。
[13]此处按字幕解说文。比英文原文要简略,注意,第一次的斗笠镜头和第二次不并不是一个场景。因为从画面判断士兵的武器是一挺上部带弹仓的捷克式轻机枪。
[14]非人为摆设型。伊文思在日记中承认,很多镜头都是按国民党政府要求拍摄的摆设型场景,而自己希望拍摄的“自发性”战场摄影,却很难得以实现。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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