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17

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幸存者自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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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周群口述 陈秉安整理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 11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5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

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周群手中唯一一张遇难者照片:当时林海5岁,林松1岁(遇难时,林海7岁,林松3岁)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8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

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 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千。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

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幽,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周群撩起白发,头顶正中头骨明显下陷,显示为重物击打过的旧痕。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10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1962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周群和李玉新2013年在蚣坝学校留影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678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3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3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

我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

“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

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蒋汉镇和3个孩子丧生的地方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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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匿名 说...

人世件间最后的魔鬼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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