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4

习李矛盾暂缓,后续发展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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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消息说,两会之初,围绕任志强事件,习李矛盾公开化,拍桌子、无互动,悬念甚多。最后通过内部协商,戏剧性落幕,重新明确李克强的二把手地位,使李总理一扫愁云惨雾,得以满面春风,轻松应对中外记者,云云。

两会期间,李克强自始至终与习近平不交流

“政策调整”并非“政变”

在此之前,不少网文热议“倒习政变”。即便目前,政治危机看似暂时缓解,还有人津津乐道,似乎倒习政变仍在继续酝酿,更大政治风暴终将来临。当然,在病态体制下,高层政治本来就暗箱操作,高官们做什么想什么,都是机密,只有到王立军事件纸包不住火的程度,或者当局必须让你知道的时候,官媒才做有限报道,还常常涂改粉饰,有意误导。因此之故,只要制度不改,惯性依旧,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做有限度的分析预测。我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经过海外媒体反复核实之后的正式消息,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惯性或常见规律。在我看来,未来发展趋势,仍然不会只有恶化下去的一种可能,而是既有恶化,也有良性发展的双重可能性,具体原因如下。

就目前发展而言,北京发生的事情,应该属于内部协商之后的“政策调整”,算不上政变。至于协商通过什么会议完成?不得而知。估计不会是中央全会,也不是政治局全会,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之类,因为根据以往惯例,正式会议的开幕闭幕,都要消息见报,甚至公布决议、公报。这次会议,很可能以政治局常委的生活会,或者学习讨论之类的非正式形式召开。达成的协议大约包括落实党内民主、防止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明确分工负责等等。但决议没有触动人事格局,习还是一把手。只不过再次明确李克强作为总理,二把手,应该享有的实权,特别是经济指挥权,不应该随便被剥夺架空。这应该是两会后期李克强转危为安,满面春风的主要原因。

认真说来,这种政策调整,任何政府都难以避免,无论调整力度大小,应该属于内部协商的结果,没有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它仅仅涉及权力的重新定位和职责明确,不涉及人事升降。而政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是在无法通过内部协商和正常程序解决矛盾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非常手段(包括动用专政手段),一方把另一方政敌置于死地(解职、软禁、抓捕、处决等)而告终。如果上述区别大致说得通。那么,到目前为止,北京发生的事究竟属于“政调(政策调整)”还是属于“政变”,就会一目了然。

既然到目前为止,北京没有发生倒习政变,那是否说明:今后也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呢?当然不是。以目前情况,怎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但是,顺着目前已有的蛛丝马迹,我们或许能看出一点端倪,或者说,仍有可能做一点发展趋势的探讨预测。

目前中国的领导班子是习(习近平)、王(王岐山)、李(李克强)三驾马车体制 

三驾马车 利弊参半

如此说来,两会之后的权力架构,由习王体制,又变回了习李王三驾马车的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在十八大就已确立,只不过后来因为习近平的集权和“换相”意图,而收缩为习王体制,李克强的实权大降。要分析三驾马车体制的未来,我们先得假定两个前提:第一,这次调整是上层集体意志的真实体现(也就是所谓“各方推弱主”);第二,习本人对此调整甘心情愿,真心实意“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而不是“以退为进,深谋反击”。如果属于前者,则三驾马车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原因有二:第一,在权力结构中,三优于二,不言而喻。从几何跟力学原理讲,两点成一线,不易平衡;三点成一面,容易稳定;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三人智慧往往更高。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商量解决的时候,二比一就能形成决议,而两人体制如果出现一比一,就很难处理。

顺这个逻辑往下推,三驾马车无力解决的事情,拿到七人常委会讨论表决,常委会决定不了的,拿到政治局表决,中全会表决,党代会表决,全国人大表决,最后全民表决(全国公投)。以此类推,有利于真正解决权力来源问题。果如此,不也是一种迈向民主机制的渐进改革吗?当然啦,民主体制是综合工程,有硬件和软件的配套问题。不仅仅涉及表决范围大小,还必须涉及有没有言论、结社(组党)等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也就是最终能否解除党禁报禁的问题。如果仅有形式上的投票选举,但没有言论自由,多党竞争,不许政见辩论,只有自上而下,按党组织预定的名单,等额选举,即使全民公投,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也是假的,除了宣传“优越性”之外,没什么鸟用处。

问题在于,上面假定的条件真实存在吗?谁也不敢打包票。如果像《明镜邮报》特约记者郭武源说的那样,习近平虽然目前被动,但依然是一把手,而且正在“深谋反击”的话,那么,“弱主”李克强,等于把自己摆上了与习正面冲突的危险境地。如果中共有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倒也不是大事,但问题是中共从毛、邓,到江、胡,没有什么像样的党内规矩。毛的胡来不用说,就说号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老邓,空喊了半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除了改掉终身制之外,还有什么像样的规矩?垂帘听政,隔代指定,八老治国,子女接班等等,都是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既违背党章宪法,又对抗普世价值,与其说它们符合党心民心,不如说它们更接近封建帝王的宫廷猫腻。如果这些旧习不改,那么,目前的三驾马车局面,未必能带来和谐稳定,很可能恰恰相反,意味着暂时的脆弱平衡,随时有可能被新的突发事件打破,让国家重新陷入动荡局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缺乏公开透明的博弈规则,更在于博弈双方都缺乏必要的权威和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而新权威的产生和确立,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只能靠公开辩论和票决实现,难以通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获得。如果回顾毛周邓那一代,因为是打出来的权威,所以众人没话说。定于一尊的老毛,从来不容任何人有超越他自己的能力和人望,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倒霉,罪在功高震主,即使他本人根本没有取毛而代之的野心。周恩来深知这一套,所以处处夹着尾巴做人,连接见群众都要刻意走在老毛后面,保持相当距离。好像林彪就不大在乎这一套,还需要老周不时提醒(拽他后衣襟)。林彪比周先倒霉,或许跟他的不拘小节有关。

老邓当年也曾定于一尊,忌讳陈云挑战他的权威,明确告诉陈,“中国只能有一个中心”。后来江核心虽然也想模仿,无奈权威递减,已经没有老邓的分量,所以说话不灵,只好靠权钱收买,放手腐败。现在李克强如果有周恩来当年的清醒,继续把习当核心,处处小心谨慎,以辅佐习为己任,不因重新扶正而沾沾自喜,不忘乎所以,或许还比较安全,说不定有成为习接班人的可能。本来李接胡的班,党内曾经有过共识。只因江曾搅局,临时以习代李,所以造成后来格局。现在重提旧话,对恢复李的权位自然有利。不过,既然生米已成熟饭,要改过来不可能。如无意外情况发生,只有等十九大再见分晓。

促成政局变化的因素往往很多,也很微妙,不但有传统惯性(也叫“路径依赖”?)的必然因素,也有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中国历史上盛行的君臣之道,常常扮演相当分量。从两会主席台上的有限镜头观察,好像习李两人都不善表演。真情流露和表里如一当然是好事,值得肯定,比周恩来的深藏不露有进步。但把冲突与矛盾公然挂在脸上,展现给全世界,起码缺乏现代政治家应有的风度。如果大庭广众之下都互不给面子,互“不买账”,台面下的斗争情况就更糟。假如李克强自持能力和人望比习高,你傲我更傲,那未来处境可想而知。即使不被习借故罢黜,也可能被习的亲信“清君侧”。

万一不幸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得对方,那局势就更为险恶。双方都没安全感自不必说,黎民百姓也跟着遭殃。如果上层主要精力放在内斗上,各级官员都将上行下效,不会励精图治, “坐等出事”“不作为”将成“新常态”,这对官员自己反而更安全。果如此,则 “深化改革”就会流于空话,社会乱象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


避免恶斗,需建新规

有文章说,习近平独裁势头如此之猛,却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说明内斗白热化,因此习的处境凶多吉少。此说有一定道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李克强凶多吉少。起码目前为止,所谓 “联合倒习” 行动并未完全成功,而是通过讨论妥协,各让一步,暂时缓和,避免了一场原本可能爆发的重大危机。至于往后如何发展,当然也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沿用老例,斗个你死我活。假如双方都认为目前的缓和只是临时休兵,而非善罢甘休,还要准备更大火力,在十九大之前一决胜负的话,那么,火药味肯定提升,说不定什么手段都敢使。不是习凶多吉少,就是李凶多吉少。一方胜出,意味着另一方倒霉。当然,也不排除两败俱伤,最后爆出一匹黑马(例如刘云山),甚至数匹黑马,最后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据《明镜邮报》314日援引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近三年来,刘云山已成为中共党内与习近平对抗的权贵势力的核心。果如此,刘云山要成为事实上的核心(比方垂帘听政),中国的前途能好到哪里,实在难乐观。我曾说过,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右派政变,而是左派政变。不但因为右派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因为他们温良恭俭让,拒绝煽动民粹。而左派政变的能量不但巨大,更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中国引向与世界主流文明势不两立的法西斯不归路。

另一种可能性是另辟蹊径。如果对立双方能克服思维惯性,意识到“你死我活”观念的落伍与丑陋,开始尝试“我活你也活”的新思维模式,从此建立新规,走上良性循环,则目前的政争危机,未尝不是好事。老毛当年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说明他实事求是地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时代局限,或眼界狭窄,他无力用制度创新解决党争难题,反而以路线斗争和反党集团等罪名,迫害“高、饶”、“彭、黄、张、周”、“刘、邓、陶、谭”、“林、黄、吴、叶、李、邱”等等,制造无数冤假错案,葬送众多开国元勋和治国良才。假如今天的党国大佬能痛改前非,修改宪法、党章,开放党禁报禁,就能让所有想立山头的人,公开拿出政纲方案,只要不违宪,都可以合法注册为独立社团,用治国能力和政纲争取选票支持,通过数人头而非砍人头的办法,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增加政治博弈的可预测性。

当然,也许“致习近平公开信”的作者冯胜平先生,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而重申他的“党主立宪论”,说宪政不能从全国开始,应该(或只能)从全党开始。那也无妨,先从中共内部开始也好,无论姓党(党主立宪)、姓君(君主立宪)、还是姓民(民主立宪),只要真正立宪并诚心行宪就行,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都会殊途同归。

按照中共以往惯例,凡遇到目前这样的政争危机,解决途径不外你死我活,不把对方斗倒斗臭,决不善罢甘休。老毛整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如此,华国锋、叶剑英整四人帮如此,老邓整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也如此,都带程度不同的政变色彩。到江泽民下台时,东施效颦,串联军头逼宫,迫使胡锦涛不得不同意他留任军委主席,也是变相政变。即使全退之后,老江还想保留“核心”地位,继续垂帘听政。从传统看,上行下效,也算历史惯性的一种逐级递减式延续吧。

如今,有能量干政的老人所剩无几,风雨飘摇,打天下的革命权威空前衰落,几近于无。很可能再也无法延续以往党内斗争的旧模式了。假如党内派系势均力敌,旷日持久内耗权斗,国计民生无人过问,谁都不考虑从体制上寻求突破的话,那中共亡党的大限也就真的不远了。

顺便一提,我向来反感把“亡党亡国”连在一起说事。亡国必然亡党倒是不假,但亡党决不会亡国,说不定最终还会带来国家的新生与重建,长治久安与繁荣富强。只不过,反复折腾变数太多,风险太高,损失太大,百姓遭殃,民族失血,反不如和平改良更为稳妥。这次习李内斗,说不定能提供一个和平改良的难得契机,但愿如此。

来源:《公民议报》程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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